与中国有关的一切在巴尔扎克笔下就像自带高光效果的背景板：中国器物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女人皮肤细腻犹如中国宣纸，相貌出众的男人的眉毛“仿佛出于中国画家的手笔”，在那片“迷梦”之地，人们可获得新生⋯⋯

此番叙述自是受耶稣会传教士著作影响，距离产生美，在对法国现状不满的巴尔扎克眼里，外国月亮总是比本国的要圆。不过对于传教士的介绍，他并不全接受。巴尔扎克朋友中，有那么一两个到过中国的旅行家，补充了他对中国的认知。画家奥古斯特·博尔热就是其中一员。出生在法国中部伊苏丹小镇的他自小衣食无忧，父亲是银行家，希望儿子继承父业。偏偏博尔热21岁那年，为了实现艺术梦来到巴黎，在好友介绍下结识巴尔扎克，两人很快成为至交，住在同一栋公寓里，出入各式沙龙，享受巴黎生活。那时的巴尔扎克刚经历人生第一次破产，博尔热借了他一笔钱，巴尔扎克以专写动人友谊的短篇小说《无神论者做弥撒》题赠好友，称其为“善良的博尔热”。

1836年，博尔热开始他的环球写生之旅，临行前，巴尔扎克十分沮丧，在给红颜知己的信中写道，“我跟奥古斯特说别去做他所谓的旅行。他只是在浪费时间。”博尔热没有听进去，经纽约、智利、檀香山，于1838年8月抵达香港，而后至广州、澳门。他在中国停留的时间不长（仅10个月），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便回国。因其以批发商的身份前来，接触到的多为普通的中国民众，“从来都没能进入这些神秘的房子，也无法得知高级阶层的私生活秘密！”对平民生活尤其是贫民的记录使他区别于耶稣会士的记载，“辩驳了一些欧洲关于中国的偏见”。

《澳门妈阁庙前》，19世纪，博尔热。1838年8月，画家博尔热抵达香港，而后至广州、澳门，回国后，博尔热在1841年的绘画沙龙上做了一次展览，次年出版《中国与中国人》一书，收录其32幅速写和信件节选，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描绘中国。几年不见的好友互生龃龉，博尔热时常批评巴尔扎克的自私及挥霍，无力偿还好友债务的巴尔扎克只好以同名“软文”抵债，为其宣传造势。由此来看，这当是一篇命题作文，但巴尔扎克并不理解博尔热画的那堆“拙劣的画”，称其技巧已臻圆润成熟，可惜却无法步上伟大艺术家行列。所以巴尔扎克不谈博尔热的绘画技巧，也不谈两人的友谊，自作主张回答起法国人关心的问题来——“是不是真有个中国呢？”

对他来说，“虚幻神奇、诙谐有趣的中国是永远存在的”，那里有过不少发明，却墨守成规，“这个极为有趣的民族确实难以深刻认识⋯⋯虽然我们作了努力，有名的大传教士比如南怀仁、巴多明和其他神父也作了努力，但是，由于这种瞬息万变的风气，我们还不知道中国究竟是一个有专制政府的国家还是一个有立宪政体的国家，究竟是一个民风淳朴的国家，还是一个无赖横行的国家。因此，自从我得知一个真诚的人来中国，我就大声说道：‘这一下可好啦，我们会知道一些事情啦！’”

通过博尔热的实地考察，巴尔扎克知道了什么？中国的贫穷，穷人挤住在旧船里，“一张吊床和一个献给慈悲的上帝的小衣橱，这就是家具”；中国产品的廉价和对英的贸易优势；中国式的骗术，“这个讲道德的国家造就了最可耻的骗子”；难以置信的中国的奢侈⋯⋯如他所言，“必须承认，这个民族值得认识、研究”，“让我们希望地理界决定到中国探险，并希望我们的国家能明白，必须与这块土地建立更广泛的贸易关系，而不是让我们的商行成为所有商行中最小的一个。”

《香港某村庄小广场》，1838年，博尔热

明面上，巴尔扎克以“中国”为题，对它的赞美大过批评，其实是在表达对本国的不满，“生产和对外贸易在中国和英国一样都是忠实可靠的，相反，在法国，所有伪劣产品用来出口。产品弄虚作假的情况令人发指，这种不光彩的盘算方法腐蚀了整个阶层。国家和市政府‘为穷人’创办了免费市镇小学，穷人并不能让孩子进去读书。这些学校里全是富人的子弟⋯⋯”

描写，分析，批判人的本身，人类和社会从来都是推动巴尔扎克写作的不竭动力，童年的耳濡目染让他将中国元素化为己用，他从各种类型的文化土壤中汲取养分，“发掘内心，解剖激情。探索人、灵魂、心、脏腑、头脑和各个人的深渊”，中国于他而言确实是奇特的，存在于理论和想象中，他对它充满了赞美和向往，但因知识和经验所限，他了解的永远是“第二手”的中国，就像他想当然以为“中国和中国人就如同在大屏风、小围屏和小瓷器、大花瓶及绘画中的形象一样”，男人圆脸小嘴，蓄八字小胡，戴着形似灯罩的帽子，女人穿着肥大的绣花袍子；无论男女老少，总是佝偻着身子，似乎永远直不起腰来。殊不知那是为迎合欧洲市场需要创造出来的形象，事实上，去过中国的人就会发现，“他们既非那样丑，也不那样滑稽可笑。”可惜的是，巴尔扎克一生没到过中国，他离它是那么近，又那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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