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如果不是有大量的空地、荒地，也不会有日后的“垦草”法令，而这样的物质基础，给从魏国流亡29年的秦献公，进行学习东方各国的改革，提供了条件。

自秦献公改革开始，到秦孝公任用商鞅，实际上是通过学习东方六国的先进组织制度，逐步实现军、政分离，完成君权独尊的过程。

至于说军功爵制下的“分封”，春秋末期，晋国就施行了“下大夫受郡、下大夫受县”的军功封授制度，而楚国也有“楚爵”和军功相关，那些将此视为“黑科技”的人，只是因为孤陋寡闻罢了。

当然，这套体制对于不缺荒地、不缺炮灰（阴晋之战攻吴起竟然出动了50万人），只缺人才的秦国来说，最大的作用，在于给世卿世禄制度增加了多样性，领军将领用王室封君、世袭封君，与六国游士的客卿相结合，再从六国来归的游士中组建“国君近臣”班子（秦、汉称“宦皇帝者”）做相邦为首的官僚系统的高官后备，最后建立了稳定的君主集权体系。

在这一点上，秦国没什么先进之处，因为，齐国和三晋，拜相执政一样是从近亲封君和外姓游士中选拔，到战国中后期，除了楚国、燕国之外，各国都已经完成了君主集权的体系建构，后果就是篡位、内战之类的乱事越来越少。

当然，每一次内乱，伴随而来的都是邻国的进攻和干涉，最占便宜的就是秦国，僻处西陲，封上函谷关，自己怎么折腾，别人小打小闹的也进不来。

秦国最幸运的“天时”因素在于，当它的扩张没有达到构成整个“天府之国”（关中盆地）的完整防御体系之前，其余六国不断地发生内乱和土地争夺，形成了互相牵制的战略态势，给了秦国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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