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采取以退为进策略。此一策略就是蒋经国在其父病逝后第二天凌晨向国民党中常会提出“辞呈”。江南称蒋经国此举纯系“荒唐”,并藐视新“总统”。
其次借父丧压先朝老臣。在蒋介石病逝后,蒋经国利用其父的偶像地位,做出“至孝感人”的样子,一方面“悲哀跪哭,昏迷不省”,一方面抱病夜宿灵堂。报刊登出他“长跪致哀”的照片,又登出“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的阿谀之言,并推论说:“由于蒋院长的恪尽孝道,我们更感到国家信托得人,他所领导的政府,必然是一个大有为的政府。”
可怜的严家淦,大约是因为没有一个可以令他“恪尽孝道”的父亲,刚刚当上“总统”,“政府”就已经由别人领导了。蒋经国深感自己地位还不够固若金汤,故要报纸刊登他的旧作《我的父亲》,还拿出蒋介石给他写的一些字交给报纸发表。凡此种种,无非是想借他父亲的声威压服先朝的“元老”。同时,他又为争取民心,每天早晨去中山纪念馆向瞻吊其父的老百姓致谢。
再次,策动军界对他宣誓效忠。“国防部长”高魁元、“参谋总长”宋长志均系蒋经国的亲信,在蒋介石病逝后,高、宋二人明确表示对蒋经国效忠。同时与情报机构协同,严密注视社会动态,使蒋介石病逝后台湾的混乱局面与不安定情绪得以稳定下来。
空前“国葬”
严家淦在蒋介石病逝7个多小时后便继任“总统”,时间之快为历史仅见。严继任“总统”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特派倪文亚、田炯锦、杨亮功、余俊贤、张群、何应钦、陈立夫、王云五、于斌、徐庆钟、郑彦茱、黄少谷、谷正纲、薛岳、张宝树、陈启天、孙亚夫、林金生、沈昌焕、高魁元、赖名汤等二十一名人员组成治丧委员会。与此同时,“行政院”宣布三件事:1。自4月6日起,历时一个月为“国丧”期,“国丧”期间停止娱乐、宴会及各项庆祝集会(后改为4月6日至17日);2。军、公、教人员一律着素色服饰,并佩带2.5寸宽的黑纱;3。蒋介石遗体停放国父纪念馆五天,供民众瞻吊。
戴笠跟随蒋介石戴笠1946年3月17日,“军统”头子戴笠坠机身亡,当时,很多人都认为这不是一起意外的事故。那么谁是谋杀戴笠的幕后主使?关于这个问题一直众说纷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