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达尔所说的“最有智慧和知识的人”很可能指的是他在回忆录《当我曾是摄影师时》中写道的曾经出现在他镜头里的法国著名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巴尔扎克著名的“摄灵论”认为，每个人的身体都是由一系列灵魂组成的，这些难以计数的灵魂以极小的薄膜形式层层叠叠地重合在一起。而达盖尔摄影术每次会捕捉、剥离和留住一层投射在镜头上的灵魂。这种想法与当时欧洲神秘术的盛行相关，同时也反映出人们面对新生事物不确定性的恐惧，但在之后不久的1842年，巴尔扎克就已经接受了照相，并且称赞照片“逼真”、“细致”。

在这时，西方人也未完全接受摄影之术，曾有一位英国评论员评论说这项发明“几乎没有任何实用价值”，同时表示如果这项技术不继续进行“很好的完善”，恐怕“还不如去做纽扣来得更实在些”。

中国人对摄影的接受

摄影术发明后不久便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近代化的开启进入了中国。在几乎同一时期，中国科学家邹伯奇也在《墨经》和《梦溪笔谈》的基础上研究光学现象，并于1844年完成了与此相关的专著《格补术》和《摄影之器记》，并且成功研制出了“摄影之器”——尽管这台器材的实际上是用作测量的仪器，但其中应用了小孔成像、透镜成像原理以及调焦、用纸承像等手段，都使得这台机器无限接近用感光材料把影像固定下来的照相机。

尽管中国古代早有光学研究成果，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摄影、成像之术还是显得十分神秘莫测。故而当人们面对手持照相器材的洋人摄影师时，也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1844年10月，法国海关官员于勒·埃及尔带着他的达盖尔银版相机来到了澳门，此时的中国人对照相机并不反感，也不害怕，应埃及尔之邀拍摄的人还会对这古怪的器材表示好奇。在当月18、19两日的日记中，于勒·埃及尔写道：“行人对我的拍摄要求每每非常配合。他们是世界上最友好的人，很多人愿意为我摆姿势；作为回报，应他们的要求，我会在拍照后向他们展示相机内部的构造以及抛光的金属版上的影像。他们满怀惊奇，笑声不断。”之后的半个月，埃及尔拍摄了很多照片，同时指出，当时的人见到照片更像是孩子看到新奇事物时候的反应，更多的是“朦胧的好奇”，而非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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