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1844年，一位叫做奥斯蒙德·蒂法尼的美国游客记述的情形却与此不尽相同，他在记述一家照相馆开业情形的文章中提到：“很多守旧的中国人对照相书感到又震惊又迷惑，有些人觉得摄影师是巫师。”

显然，用一家摄影馆开业时的围观人群的态度指代所有人对摄影的态度是片面的，清道光朝进士、诗人周寿昌于1846年游历广东，并在其时接触到了摄影术，遂作《广东杂述·画小照法》记录：“坐人平台上，面东置一镜，术人自日光中取影，和药少许涂四周，用镜嵌之，不令泄气。有顷，须眉衣服毕见，神情酷肖，善画者不如。镜不破，影可长留也。”所谓的“画小照”便是摄影，“术人”即是摄影师，这段文字对当时摄影师进行人像摄影的基本情形记录的可谓清晰，而作者在字里行间透出的也是对这种方法的肯定，亦没有过多的惊讶或惶恐。

然而，周寿昌对摄影的的态度并不能代表所有清朝官僚的态度。1858年，后来因为火烧圆明园而臭名昭著的英国全权特派大臣额尔金勋爵詹姆斯·布鲁斯在与清政府高层官员会晤的时候就曾展示过照相技术以及电报技术，但当时与额尔金进行会晤的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和两江总督何桂清却对电报技术更感兴趣。显然，桂良等人当时都被额尔金“电报能让皇上的号令更快地送达各个省份”的说法所吸引了。但是，桂良等人却不拒绝照相，他们在额尔金建议大家合影留念时都“很开心”，并向额尔金表示了感谢，“很快就位，准备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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