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姆森还在序言中说,人们不止一次地朝他扔石头,或者用其他粗暴的方式对他。特别是在大城市,对外国人的憎恨表现得尤其明显,而在很多乡村地区,不管是与欧洲人有来往的官员还是平民,他们都对汤姆森这个外国人很友好,“给予我这个外国人最真诚的款待”。当然,汤姆森被围攻的事情不仅发生在中国,他曾在马六甲地区的拍摄中也遭到过类似的围攻。
有趣的是,与此同一时期,中国的名伶却给予了摄影术青睐,他们希望拍摄各种剧装照来留住自己的形象。这一情形的出现也在客观上影响着经济、娱乐发达地区的民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摄影。与此相呼应的是,在中国的许多港口城市或者成为租界的地区,摄影已经变得普及,同时在那里出现了许多商业照相馆。
这些照相馆多集中在南方,在19世纪四十年代,香港就已经出现由美国人创办的照相馆,而至于六七十年代,则出现了很多由中国人创办的照相馆。如香港摄影师黎芳创建的阿芳照相馆。除此之外,还有瑸纶、日成和宜昌等照相馆。此外,在广州、上海、汉口等地也都出现了商业照相馆。在这一时期,供职于江南制造局编译处的编译傅兰雅还翻译了许多英国人斯科特所著关于摄影的书籍,并没有得到重视。在中国,摄影这项技术在当时普遍用于娱乐或者作为一项单纯的技术,国人并没有用它进行宣教方面的工作。与此相对的是,日本在用摄影术拍摄皇室成员的同时还记录了许多艺术珍品及国家工程照片,奥斯曼帝国曾拍摄过国家形象照片等等。
慈禧太后接受了摄影
与民间于19世纪便接受了摄影不同,清末时清王朝的实际统治者慈禧太后于20世纪初才逐渐接受了照相。据传,慈禧最早接触摄影是在19世纪60年代,而到了晚年才开始拍照,她的摄影师之一是清驻外公使裕庚之子裕勋龄。
1989年11月6日,实现“全退”不久的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说:“从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产生了第二代领导集体,包括我在内,还有陈云同志、李先念同志,还有叶帅。
2017年4月20日,在中日《马关条约》签署122周年之际,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上海人民出版社在世纪出版大楼联合举办了《宗方小太郎日记(未刊稿)》新书首发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