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工作对象是红军，要求西北区所有“看不见的力量”都广泛搜集红军的军事情报，供蒋介石在西北“剿共”时作进剿决策的参考。另外还要在西北各大城市和后方各地大肆搜索侦捕中共地下工作人员，进步人士以及爱国青年学生，以维护蒋管区的社会秩序和治安。

第二个工作对象是杨虎城和他的十七路军。他十分担心杨虎城会跟共产党联手，共同消极“剿共”，一致要求抗日救国，这样的局面会让蒋介石腹背受敌，力量削弱。

第三个对象是张学良和东北军。虽然对张学良比较信任，而且在奉系中，戴笠的特工机构已经有所扎根，但是他还是担心张的手下一批具有抗日救国思想的高级将领和进步人士积极活动，宣传国共和平。

最后要关注的就是驻扎在西北的中央军，这也体现了戴笠考虑问题的全面和细致。

带着充分准备，毛人凤一路风尘仆仆来到西安。由于人们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反感，加上特务处恶名在外，西安的特务工作开展十分困难。毛人凤充分利用了东北军和西北军中下级军官之间的不和，扩大裂痕，挑拨两军关系，实行分而治之。因为不同人马利益不同，彼此之间都有所怨愤，毛人凤很容易就找到很多机会。但是他还觉得不够，他想要有不一样的表现。

当初为了找出一个可以打入西北军内部的人选，毛人凤费尽脑筋。最终锁定了国民党司法史上以“三次建狱四次坐牢”出名的胡逸民。

胡逸民原籍浙江永康，是老同盟会会员，北伐时出任国民革命军军法官及总司令部军法处执法科长兼监狱科长。“四·一二”政变前后，因与蒋介石有大同乡之谊等关系，一跃而为清党审制委员会主席。没想到爬得太快，被人向蒋介石打了小报告，说“胡逸民自己的秘书就是共产党！”蒋介石派人一查，发现结果属实，把胡逸民唤过来一顿臭骂外加两个巴掌，送进了监狱。后来靠着李烈钩、蒋伯诚等人的说情，又恰逢老蒋新娶宋美龄的好心情，才被释放出来，并且恢复了监狱科长的职务。这职务官儿不大，油水不小，几年里胡通过建造监狱的工程，捞到了五、六十万元的外快，接着买地皮、造洋房、购汽车、玩女人，胡吃海喝地抖擞起来。可是纸包不住火，他贪污的事件泄露出来，蒋介石大怒，本来要办他个贪污罪。可是戴笠却提出他跟杨虎城部下有着特殊关系，可以派他去搜集情报，蒋介石于是松口让他戴罪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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