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大会堂窗户上发现枪击弹孔

人民大会堂北窗玻璃遭“枪击事件”发生在1966年2月2日。

2月3日上午8时，公安部于桑副部长通知我（我当时任公安部三局副局长，主管刑事侦查工作）速带技术人员前往人民大会堂勘察“枪击事件”现场，调查此事。当我带着技术员王广沂等人赶到人民大会堂时，已有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刘汉臣、治安处副处长朱培鑫在现场。据初步了解，2月2日下午2时许，大会堂服务员发现大会堂北侧西头二楼半的双层玻璃窗被打了两个洞，像是枪打的。经勘查外层玻璃有两个孔洞，有明显成蜘蛛网状放射形裂纹：里层玻璃只有一个孔洞，一个未击穿的弹着点痕迹，在夹层玻璃窗之间的底部有一个弹头，提取检测为5.6毫米，弹头顶端倒转成小蘑菇形。初步判断，像小口径枪弹头，放大镜下可见弹头上有6条枪膛纹线。

周总理亲临现场指示

2月3日上午10时，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同志陪同周总理来到现场。总理进门就问：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来人了吗？杨答来人了，当即把我与刘汉臣同志介绍给周总理。我简要汇报了初步勘查情况。周总理接过技术员手中的放大镜观察窗玻璃的孔洞和弹头，又把窗外的环境了望一遍，随即对“枪击事件”的调查工作做了指示。

首先批评调查工作缓慢。他说，案子发生快—天了，基本情况还没有搞清，查案工作这样慢腾腾的怎么行！总理指出，

人民大会堂遭枪击是第一次，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这个房间的后面就是宴会厅，要从政治上考虑是不是敌人破坏。对这件事要高度重视，当成大事来办，绝不能等闲视之。

究竟是谁把枪口对准了人民大会堂

接着总理对查破工作做了指示。他说，看了玻璃上孔洞的裂纹和弹头，像枪击的，但要找验枪专家对弹头进行技术上的检测，弄清究竟是小口径步枪还是无声手枪打的。又说，要研究是从什么方向、什么位置打来的，要从几个方面调查，主要查小口径枪和无声手枪；查当天从西长安街通过的敞车，从中发现线索，进行追查。

总理问，这事通知总参、总政、北京卫戍区没有？马上打电话通知他们的主要负责人来人民大会堂看看现场，再开会研究组织查破。由公安部统一负责，各有关单位参加，组织查破工作，明确任务，分头去办，要火速行动，昼夜不停，要在一两天内查出个结果来，向我报告。

总理还批评人民大会堂工作人员，思想麻痹，报案太晚，2日下午发现玻璃窗打孔洞，不及时报告，不保护现场，还打扫卫生把一个弹头给扫没了。接着指示，要组织大会堂工作人员、警卫部队的干部战上，都来现场观看，敲敲警钟，以提高警惕，克服麻痹思想。

子弹来自于人民大会堂北边的区域

发现重要线索

当天下午2时，由公安部于桑副部长主持召开了紧急会议。北京市公安总队长兼市公安局副局长吕展、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高富友、大会堂党委书记刘剑和总参、总政、北京卫戍区的部队首长，以及有关单位的公安保卫人员参加了会议。会上，作了布置：一是查2月2日当天通过南长街南口岗亭的所有敞车；二是各单位都要查有无小口径枪支和无声手枪？若有，查是否丢失或近期使用过；三是对中山公园、南长街南口的高层楼房住房进行调查摸底；四是由公安部三局组织技术人员再对现场弹头和玻璃孔洞进行检测。要求各单位火速行动，尽快查清本单位、本辖区的车辆、枪支情况，发现线索及时上报破案办公室。并宣布办公地点设在人民大会堂及联系电话，还规定每天晚8时召开指挥部碰头会议。

当晚9时许，公安部六局办公室主任胡鸣孔来到大会堂办公室，汇报了一条重要线索。他说，住在南长街南口的全国体委首长家的看门老头反映：这几天首长的孩子和几个高中同学在房上用小口径枪打过麻雀。指挥部闻讯后，即由胡带着于桑、吕展和我一起到这家察看。见前后两层院，前院是车库、门房，后院是二层小楼。看门人指出，学生打麻雀是在车库屋顶上，用小口径猎枪向南打停在柳树上的麻雀，枪口正朝着大会堂北门窗户。从房上观测至大会堂北窗约有600米左右，是小口径猎枪的有效射程。为进一步检证，我们提取了挂在门房墙上打麻雀用的猎枪和几盒子弹。

当晚，即由公安部三局刑事技术员进行检验。他们一面用提取小口径猎枪射出弹头样本，同现场弹头对比；一面用这支猎枪进行打玻璃射击试验。经过十几小时的紧张工作，于2月4日上午出来对比结果是：用猎枪射出弹头样本，同现场弹头在显微镜下比对，两者膛线条纹相一致，并拍了照片。通过检验认定：现场弹头是从某首长家提取的小口径猎枪射出的。同时，打玻璃的射击试验，也在玻璃上打出蜘蛛网状裂纹。

专案组选定西山靶场进行射击试验

高干子弟要严加管教

2月4日晚7时许，周总理让我们去中南海汇报。杨德中同志带着于桑、吕展和我来到中南海西华园总理办公室。于桑副部长扼要汇报了南长街南口某首长家孩子们用小口径猎枪打麻雀的情况，对具体的枪弹检验工作要我汇报。总理见我坐的位置离他较远，就把我叫到跟前坐在他的左手边。我刚打开技术鉴定书，念到：孩子们打麻雀是用的西班牙牌小口径猎枪时，总理伸手把鉴定书拿过去自己看了。当看到鉴定书上写的小口径猎枪的牌号是“西班雅”造，他发现不对，说是“西班牙”吧！接着又说，当然翻译用同音的任何字都是可以的，不过还是用“俗称”用语好。随即在鉴定书上把“雅”改成“牙”。又拿起猎枪看了看枪上的拉丁文后才继续阅完鉴定书。看到鉴定书结论是：两个弹头膛线条纹对比结果相一致。由此认定“现场弹头是这只小口径猎枪射出的”。总理深思了一分钟，亲自用放大镜看了两个小盒分装的现场弹头和对比样本弹头；又看了对比显微镜下的照片；当看出有三条纹线是完全一致的，而另三条纹线不是完全相符时皱起了眉头。我赶忙解释说，这是由于弹头受撞击成蘑菇状，纹线受到轻微损坏的缘故。周总理听后，指示再搞一次模拟试验。他说，就用这支小口径枪，在射击位置与弹着点的高度和距离相似的条件下进行射击试验，按理是能够打出蘑菇状弹头的。但组织科学试验必须严谨，力求同现场情况相同。

当汇报认定大会堂“枪击事件”是小孩子打麻雀的“飞弹”造成的时，总理严厉地说，怎样能在城市打鸟呢！城市到处是人群，“流弹”到处会伤人的，高干子弟要严加管教，“清朝八旗子弟”是有历史教训的。

当汇报到某首长家的猎枪及子弹是放在传达室，小孩子可以随意拿去打鸟时，总理眉头一皱，说枪支不加管理怎么行！想了想又说，看来，各地枪弹无数，保管不善的情况可能是普遍存在的。公安部要尽快搞出枪弹登记管理办法来。我答，公安部三局正在拟定，但对如何管法还拿不定主意。总理说：“各种枪支（包括小口径枪、无声手枪、自卫用枪、运动用枪等）都要管。可分头管，部队系统的枪支由军队自己管，民兵枪支由人武部管，体育运动用枪支由体委管，自卫枪支和社会上枪支由公安部门登记管理。可搞出个管理试行办法，先发下去执行。要在十天左右搞出来，直接送给我，由国务院颁发。”

总理结束讲话，已经是八点多了。当总理把我们送出门口时，碰到炊事员正给总理送饭来，总理说你们在这里吃饭吧，不过没有什么好吃的！于桑同志答，我们已经在大会堂吃过了。我看见炊事员端着的漆制的方盘内盛着一大碗木樨饭，一碗汤、一碟咸菜，吃的非常简单。总理看了一眼笑着说：“能常吃上木樨饭已经不错了！”

《枪支登记管理试行办法》出台

我们回到大会堂，立即召开追查“枪击事件”的指挥部会议，传达周总理新的指示，做出部署。

当晚10时，由城市建设部部长带一个工程师，来到人民大会堂，测量了枪击玻璃窗离地面的高度，弹着点同射击位置距离的长度，仿制同现场相似的窗框，装上了能拆换的活动玻璃，用于模拟试验。

2月5日晚9时，完成试验准备工作，我与刘汉臣带着试验小组陪同建设部安装工人一起，前往西郊北京体委射击场，安置好玻璃窗框，进行试验。在零下20度的室外，试验经过8个小时的射击拆装，反复22次，打坏了21块大玻璃，终于在6日晨6时，打出了同现场弹头相似的蘑菇状弹头，达到了预想结果。当日下午2时，由杨德中同志拿着两个成蘑菇状的弹头向周总理汇报，总理看了满意地点了点头，说，可以认定就是这支枪打的。至此，大会堂“枪击事件”调查有了完满的结果。

由公安部牵头，有关部门参加拟定枪支管理办法的工作，也由2月5日开始，昼夜不停地进行。由于周总理指示明确具体，讨论中大家思路清晰，认识一致，经过几天紧张工作，快速地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登记管理试行办法》的起草工作并报送周总理。很快，国务院批准了这个试行办法。王恩眷

央视走近科学报道1966年人民大会堂遭枪击案：子弹秘踪

今天给大家讲述一件40年前的离奇的案件：我们都知道人民大会堂位于天安门广场的西侧是我国最重要的国事活动中心，而这个案件就与人民大会堂有关。1966年，就在人民大会堂建成7年后，一颗子弹打穿了人民大会堂二楼的玻璃，这是人民大会堂建成以来最离奇的也是惟一的一起案件，它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

1966年的２月２日，上午十点，在人民大会堂的二楼会客厅正在进行重要国事活动。十点十分，客人们落座，宾主在融洽的氛围中愉快地交谈着，而在离他们不远的走廊里，一位名叫张善兰的服务员正推开窗户上的纱窗，努力拭擦玻璃上的灰尘，以便让更多的阳光进入房间，突然，她听到一声异常的碎响，一块玻璃破了。

原人民大会堂服务员张善兰:心里很害怕极了，连走路都不会走了。

闻讯而来的北京市公安局民警发现，发生枪击的地点位于人民大会堂的北侧，子弹就打在二楼的玻璃上，击穿了两层玻璃，弹头掉在两层玻璃之间。

原北京市公安局技术科王荣先科长:人民大会堂从来没有发生这种事情。

这是人民大会堂建成以来的第一次枪击案件，由于当时正在进行重要国事活动，因此这次枪击事件引起了公安部的高度关注，当天就在人民大会堂成立一个精干的专案小组进行现场部置。经过反复搜寻，办案人员在现场只找到了一样物证，就是那枚击穿两层玻璃的子弹。

这就是当年打在人民大会堂北面窗户上同一口径的子弹，才这么大的玩意儿。可别小看它，专家告诉我们这是一颗5.6毫米的小口径步枪子弹，在上个世纪有许多步枪都采用这一口径。它的口径虽然小，但有效杀伤距离达上千米，就是说如果有人在一公里以内被这种子弹击中，那可是非死即伤的。我们就想一个问题：人民大会堂周围戒备森严，一般不对外开放，那么这颗子弹究竟是从哪里打过来的呢？

这次的专案组里集中了公安部的枪弹痕迹以及轻武器研究方面的专家，但突如其来的枪击案让所有的办案人员都感到十分棘手。

北京市公安局物证中心陈建华主任:为什么在总理举行国宴的时候，国宴有人打枪，这个要调查，到底是有目的的，还是没目的的，肯定要调查清楚，只要有目的的，这问题就比较严重了。

陈建华当时只有26岁，是北京市公安局一名普通的技术员，参与了这起案件的现场勘验。专案组分析子弹击穿玻璃的角度，发现子弹是从人民大会堂的西北面方向打来的，于是专家们怀疑枪手的射击位置应该在人民大会堂附近。人民大会堂的北面就是长安街，长安街再往北就是中山公园了，因此长安街和中山公园是枪手最有可能的射击位置。那么这个子弹到底是哪里打来的呢？案发当天总理在二楼接见外宾时，总理的周围、二楼的走廊、楼梯拐角均有警卫和其他工作人员，大会堂四周街边、墙角、路口也是有警卫的，可谓戒备森严。假如枪手拿一支步枪在长安街的人流中开枪，他成功逃脱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北京市公安局物证中心陈建华主任:要打完枪再跑那来不及了，因为周围有好多警卫，不可能不发现，也许拿了一个大枪、长枪，这不像短枪还好放。

既然不可能是从长安街的人流中射击，另外一个合适的射击位置就是中山公园？中山公园位于人民大会堂的北侧，原来是紫禁城的一部分，建国后被改为公园，是北京市民最喜爱的一个公共娱乐场所。

原北京市公安局技术科王荣先科长：总理还问我们，中山公园不是有红墙吗，问那红墙有多高，趴在墙上打也是可能。再有就是在中山公园再往北那边打过来的，也有可能。

假如真的是枪手趴在中山公园的墙上射击，那这种性质就是刺杀行为了，这种推测让参与办案的人员心跳不已，因为凶手没有抓获，他还可能再次出现。

原北京市公安局技术科王荣先科长:一般人谁也不敢这么着，一边开车一边开枪，谁也不敢，那就是别有用心了，肯定是别有用心。至于他能不能够击中他所想的目标，可能性就不知道了，但是可能就是恶意的，不会是善意的。

办案人员对中山公园围墙进行了仔细的勘察，却没有发现可疑人员，在围墙上没有发现有人趴卧的痕迹，围墙的周围也未发现遗留的弹壳。难道枪手蒸发了不成？现在惟一的破案线索就是残留在玻璃上的那个弹孔了，专家再次勘验现场，发现弹孔不足一厘米，并且很圆，有的专家推断这颗子弹实际射击距离很可能只有50-60米，这个枪手的射击位置离人民大会堂非常近。那么枪手究竟在哪里开的枪呢？

北京市公安局物证中心陈建华主任:因为当时有的专家就把纸卷一个纸筒，然后把两个窟窿对折了以后，从这个窟窿里边看出去，一看就是天安门到人民大会堂快车线的中心线上。所以这样他们说，射手是在快车道上打来的，这样就基本上那么定了。

专家凭什么定在快车道上呢？因为按照过去的教科书，包括前苏联教科书里边谈到，三点一线，延长线的这一点就是枪手站的位置，所以他们认为按照这个来判断应该没错的，当时这个子弹打穿了两块玻璃，穿过第一层玻璃，把第二层玻璃也打破了，子弹掉在两层玻璃之间，当时有些专家判断是近距离打来的，就是这样子，把这两个眼连上线，它的延长线就是长安街的快车道上，就是这一点，这就是专家认为的射手开枪的位置，那是否真的这样呢？

因为一般情况，一颗子弹的击发都需要有一个三点一线的瞄准动作，就是枪支上的准星、标尺和射手的眼睛三点在一条线上，这条瞄准线也就是子弹的弹道轨迹。专家们分析子弹在人民大会堂玻璃遗留的弹孔，把两个弹孔进行连线，它的延长线正好指向长安街的快车道，也就是说那个枪手的射击位置在长安街的快车道上。但据当时执行警戒任务的保卫反映，枪击发生的当时，长安街上并无异常，因此，办案人员又推测，枪手很可能藏匿在车辆中当车经过人民大会堂时，从车里向人民大会堂开枪射击，这样的射击部置说明枪手有高超的射击技术和过硬的心理素质，这不是一起简单的枪击案，很可能是精心策划的一起阴谋。

北京市公安局物证中心陈建华主任:因为当时总理在举行国宴，四周都是警卫，人民大会堂也肯定是灯火辉煌，在这种情况下，再往这里面打枪，你不管往哪个方向打，只要往人民大会堂开枪，本质就是有目的的破坏。

专案组认为这是一起针对国家领导人的破坏行为，案件的严重性让每个参与破案的人都倍感紧张，他们连夜分析案情，决定先从查找那辆嫌疑车辆入手。

北京市公安局物证中心陈建华主任:为什么，假如是快车道上打来的，首先要查到打枪人，因为他在车上，你只要找到车就找到人，就找到枪。

枪是十点左右开的，从上午九点半到十点半这一个小时内，路过天安门的所有的机动车都要排查，三天后，办案民警发现共有一千多辆汽车在这一小时内经过人民大会堂。

原北京市公安局技术科王荣先科长：一千多辆车一个一个都排查，当时汽车也没多少，1966年车能有多少，没有多少，车都是单位的，单位一部置，单位就说我们哪辆车什么时候过的。

很快在北京市东城区，民警们发现某供销社有一辆车2月2日那天十点十分的时候经过天安门，当时驾车的两个人很可疑，神色很慌张，最重要的是在他们的车里还发现了一个重要情况。

北京市公安局物证中心陈建华主任:为什么，一个发现有枪。

车里的两个人立即被扣押了起来，枪也很快被收缴上来，这是一支德国造六条膛线的毛瑟1898K式步枪，并且发现这支枪原来有六发子弹，已经打出去了一发，什么时候打的，持枪人一直回答不上来。难道射向人民大会堂的子弹，就是从这支毛瑟步枪里发射出来的？民警们决定立即进行射击试验，把一些子弹装进这支枪进行射击，然后将射击后的弹头跟人民大会堂发现的弹头进行比对，就能确定是否是这一支枪打的。

为什么要比对子弹呢？原来每支枪的枪管里都铸有膛线，子弹经过膛线以后就旋转前进，就可以打得又准又远，而且枪弹经过这膛线以后，它就产生了一些特殊的痕迹，这个痕迹就是子弹头跟枪管里膛线的磨擦纹，一打出来，这膛线就在经过的子弹上留下痕迹，它跟咱们的指纹一样独特性，同一支枪打出来的不同的子弹，在弹头上的痕迹几乎是相同的，我们可以把它进行比对以后能够认定，是不是同一支枪打的。那么收缴到的这把枪是不是就是向人民大会堂射击的那把枪呢？

这项比对弹头痕迹的工作整整持续了一个下午，办案人员用这支收缴来的毛瑟枪打了五发子弹，然后与人民大会堂现场的弹头进行比对，结果出乎办案民警意料，这支枪打出来弹头上的痕迹与现场弹头上的痕迹完全不吻合，也就说，查获的这支毛瑟枪并不是向人民大会堂射击的那支枪。而对枪击发生时，经过人民大会堂的车辆排查也结束，民警们并没有从这些车和驾驶者中发现任何异常，这起枪击案件一时陷入僵局。就在这时，公安部和专案组接到周总理指示，由于人民大会堂将有高规格的国事活动，为确保其他领导人的安全，要尽快破获此案。时间紧迫，如果不及时抓获这个人，如果让枪声再次响起后果将就不堪设想，专案组的成员都到了重重的压力。

北京市公安局物证中心陈建华主任:从中央到北京市委都很重视，领导都在那，当时我们都住在人民大会堂，住了一个月，搞这个案子，大家都住在那。所以都是比较紧张的，所以肯定是认真查的，晚上睡就睡在人民大会堂，睡在地毯上，因为地毯很厚，铺一个被子，就睡在上面，白天也在那干。

专案组民警反复梳理枪击现场的每个细节，但仍然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枪手的射击位置始终无法确定，更别说找到枪手本人了，在这个节骨眼上，陈建华在反复观看玻璃痕迹以后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测。

北京市公安局物证中心陈建华主任:初步的判断，所以当时我们提出来，这个玻璃应该是远距离打的。远距离打，就不可能直接很近的三五十米就打到人民大会堂，应该更远。

陈建华的观点与专案组大多数专家的观点不一致，他们仍然认为是近距离开的枪，也就在距离人民大会堂50-60米的长安街上开的枪。而陈建华认为枪手极有可能是远距离射击的，因为他在六十年代初曾做过枪弹击碎玻璃的试验，在他的印象里，人民大会堂里被击碎的玻璃破碎不均匀，更像是子弹远距离射击后留下的痕迹。

子弹遗留的痕迹就是子弹在物体上所形成弹孔的大小、深浅以及破碎的程度等，这些痕迹可以推断出子弹飞行的弹道轨迹是直线还是抛物线，而直线或者抛物线可以推断出枪手射击的位置。

北京市公安局物证中心陈建华主任:尤其是那个步枪，因为它穿透能力比较强，远距离打，它打过去打穿一层玻璃以后，它会改变方向，改变方向以后，再打穿第二层玻璃以后，两层玻璃之间的延长线就不是它的射击枪的射手站的位置。

陈建华认为子弹在击穿第一层玻璃后，其弹道会发生改变，如果还按两个玻璃弹孔的延长线来判断枪手的射击位置是错误的！因此，陈建华的意见与其他专家的意见相持不下，就在这时，忙碌中的周总理又一次过问了这起离奇的枪击案件。

北京市公安局物证中心陈建华主任:总理就说说你们要看得更广一点，更远一点，不要限制在这个快车道上，你们还可以从别的地方再查查。

专家们再次看了看现场，根据子弹击打玻璃的剥落程度以及力度，觉得陈建华的观点确实值得重视，射穿人民大会堂玻璃的这颗子弹很可能不是在长安街上近距离射击的，而有可能来自一个远距离的地点。

原北京市公安局技术科王荣先科长：不能够以两点划一个直线来看，本来弹头飞的就不可能是直线，必须是一个曲线。

但仍然有专家对5.6毫米口径子弹在如此远距离上的射击效果充满怀疑，于是办案人员决定选择一支与那颗子弹同口径的步枪，在北京的西山靶场进行射击试验，以验证这一假设。办案民警按照人民大会堂窗户的样子，做了一块卡车大小的玻璃靶子，射击距离从100米到500米，看在不同的距离上子弹对玻璃的击穿效果究竟怎样？为确保射击效果，专案组请来国家队的射击运动员来进行这个实弹射击试验。

北京市公安局物证中心陈建华主任:因为一般人怕打不准，一般不好打。所以他们打比较有把握，否则你打了十枪，结果一枪也不中，那也不好办，所以请他们来打。听他们说打了两卡车玻璃。

射击试验进行了一天，射击队员从100米到500米的距离上，向玻璃靶打了一百多发子弹，才有十几发子弹打中玻璃。最后在验靶的时候，民警发现，其中两发从400米左右射击的子弹所形成的玻璃弹孔跟人民大会堂窗户上的弹孔很相近。

北京市公安局物证中心陈建华主任:它窟窿不是很严，另外枪弹打穿玻璃以后，它有一层一层剥落的，所谓洞孔的话，就是玻璃一层层剥下来的形状，不能太典型，好像它就是一个洞孔，好像比较光的，说明射来的距离，当时子弹射击，打到玻璃的能量不是太大。所以根据这个判断应该是远距离射击的。

专案组根据试验结果判断，子弹应该是远距离打的，也就是从长安街以北400米以上的距离打的，根据这个结果，专案组立即确定了一个排查范围，人民大会堂西北方向400左右范围的扇形区域要逐一排查，其中南长街以西的范围是重中之重。当时这里大约有二百多户、一千多名居民，专案组怀疑那个枪手有可能藏匿其中。

北京市公安局物证中心陈建华主任:这片居民区首长比较多，所以不太好摸，后来总理说了不管哪些首长都要查一查，所以这样的话北京市公安局就对所有这一片的居民区，都挨户的进行了调查。

在这块居民区中居住的人比较复杂，有原来的老市民、也有在西单做买卖的各地货郎，还有那个神秘的开枪人，为避免惊扰那个枪手，所有的排查都是秘密进行的，当查到南长街44号大院时，一个情况出现了。

北京市公安局物证中心陈建华主任:当时调查发现一个人有枪，而且在这个时候打过枪，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这个枪收缴了。

收缴到的这支捷克造的小口径运动步枪生产于1898年，重2.8千克，共有六条膛线，所用的子弹是5.6毫米的，与人民大会堂现场遗留的子弹是同口径同样型号的，在对枪支膛线的痕迹检验后，专家们判断射穿人民大会堂玻璃的那颗子弹就是从这支枪里发射出去的，因为弹头痕迹与枪支膛线的痕迹完全吻合。

北京市公安局物证中心陈建华主任:经过检验枪支，这个嫌疑枪打出来的弹头，跟现场人民大会堂里面的一个弹头经过对比是同一支枪发射的，所以这个案子也就比较圆满的解决了。

也就是说，1966年2月2日早上，枪手在南长街44号朝人民大会堂开了一枪，这颗子弹出了枪膛以后，呈抛物线旋转前进，直到命中目标。

枪找到了，而且专案组发现持枪人所处的位置，南长街44号院距离人民大会堂大约有427米，这个距离与事先进行的射击试验得出的数据非常接近。但持枪人为什么在总理接见外宾的时候开枪呢？原来这是一个意外。

北京市公安局物证中心陈建华主任:在那个地方，当时北侧有两个树，树上有鸟，小孩他也不懂，打鸟，可是这个方向刚好往人民大会堂打的，打不到鸟它飞过去就会飞到人民大会堂。

原来事发当天，这个小孩看见院子里的鸟总是叫个不停，于是就拿起家里的那支5·6毫米捷克步枪进行射击，没想到鸟没打到，这颗子弹却飞到人民大会堂，并击穿了两层玻璃。整个枪击案完全是个意外。

这起蹊跷的枪击案件经过办案人员一个月的辛苦工作，最终查清了那颗突如其来的子弹的来历，这起离奇的案件最后虚惊一场，孩子后来就是教育教育了，十一二岁的孩子还不懂事。但这件也起了好的作用，它促成了我国在全国范围内禁枪令的出台，1996年10月1日，我国正式实施了《枪支管理法》，规定公民不得非法持有枪支弹药，否则将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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