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么长的“政府监管空白期”（其间朝廷也出台过一些简单章程，如规定倒闭的钱庄若能清偿欠数，“照例免罪”，但总体上政府对民间金融极少干涉，悉听其便），社会的金融秩序并没有出现严重的混乱，反倒是，当这些民间金融机构由于战乱等原因关门不营业了，整个市场秩序才发生了混乱。当时的官员也明白民间金融的重要性。咸丰年间，京城的印局非常活跃，所谓“印局”，就是主要向小商贩发放短期、高息贷款的钱铺，多由晋商投资、经营。这种情况引起了内阁大学士祁隽藻的注意，他向皇帝报告说，“窃闻京城内外，现有山西等省民人开设铺面，名曰印局。所有大小铺户及军民等，俱向其借用钱文。”对此，祁大学士提出了他的看法，“京师地方，五方杂处，商贾云集，各铺户籍资余利，买卖可以流通，军民偶有匮乏日用以资接济，是全赖印局的周转，实为不可少之事。”显然，祁隽藻不但没有藐视或敌视民间金融业的意思，而且肯定了民间金融业在满足商民需求上的积极作用。

即使到了光绪十年（1884年），由于胡雪岩的阜康字号倒闭，发生了“倒欠公私款项极多”的问题，朝廷下令整顿京城票号业，但也只是要求票号今后必须“申请承领部帖，方准汇兑绅民私款”，“如无部帖私自开设，即照私自开设钱铺论罪”。“部帖”相当于牌照。换成现在的说法，清政府准备实行票号备案制，并不是要取缔民间金融业。

宽松的金融经营空间，曾经造就山西票号100多年的辉煌。胡雪岩从一名钱庄伙记，到通过开办票号而发迹，首先也应归功于当时的金融自由。然而，我们马上将发现，清代的民间金融虽有自由，虽无法律管制，却摆脱不了对权力的依赖，因为那是一个权力独大的时代。胡雪岩的阜康字号之所以发展迅猛，是因为他先后得到两位封疆大吏（王有龄与左宗棠）的庇护与眷顾，垄断了浙江的军饷汇兑。山西票号的业务，也是“向以政府军饷、丁银或官僚等私财为主，而一般小商平民之款，均鄙弃摈斥，不事接洽”。由于严重依赖于权力网络，山西票号“对于应酬官场极为注意”，“北京经理常出入于王公大臣之门，省会经理亦往来于督抚藩臬之署，招揽生意，各逞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