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票号的这一发展模式，实际上就是将自己的命运与权力捆绑在一起，当权力能够提供照顾时，票号当然抓到了优质的客户与资金，而当权力发生更替时，票号也就难免大受其累了。清末民初，山西票号由盛转衰，大面积倒闭，原因很复杂，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即是票号的“权力依赖”。民国学者陈其田先生在分析山西票号为什么没落时，特别提到，“太平的时候，因为（票号）借重官场的势力，可以追索债务。一遭变乱（辛亥革命，城头易帜），官场失势，欠款不易收回，因为无抵押，连局部的取偿，也不可得。”

商人将自己的命运跟权力捆绑在一起，也是胡雪岩商业王国一夜崩塌的隐秘原因。表面上看，阜康钱庄、票号的倒闭是由于发生了挤兑潮，不过按高阳《红顶商人胡雪岩》与曾仕强《胡雪岩的启示》的说法，这背后隐藏着权力斗争的刀光剑影：原来，李鸿章系为削弱左宗棠系的势力，决定搞倒作为左宗棠“后勤部长”的胡雪岩，阜康字号之所以出现挤兑，据说是李鸿章的亲信盛宣怀趁胡雪岩调度钱庄资金还贷之际，放出风声说胡雪岩做生意蚀了老本，阜康钱庄快倒闭了，从而引发了挤兑潮。

支持这种“小说家言”的史料并不足够，但“权力斗争说”很符合一个权力独大的社会的运行逻辑———权力，既可以将胡雪岩从一个钱庄伙记扶植成为富甲天下的巨商，也可以将胡雪岩从高高的云端一把拖下来。光绪十一年，胡雪岩最大的保护伞左宗棠去世了，这才有了阎敬铭奏请朝廷捉拿胡氏问罪之举。等到拿人、抄家的谕旨下发到杭州时，胡雪岩已在穷困潦倒中病故了。

一个权力独大的社会，即使存在着某种经济自由，也谈不上是足够好的社会。而一个社会如果不但权力独大，而且连经营金融的自由也没有，那就更谈不上是好社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