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邦自炎农唐虞以前，以天下为公；赢秦而降，以天下为私。以天下为公则民主之，以天下为私则君主之”，甚至认为，“至我大清，海禁大开，而中外之气始畅行而无隔阂，此剖判未有之奇，圣贤莫测之理，郁泻勃然而大发，非常于今日，殆将复中国为天下大公之局。”

这样的观点，显然并不符合大清帝国政治正确的主旋律，却是李鸿章一生中难得表露出来的思想闪电和理论锋芒。

再看看李鸿章随后在另一个共和国美国，面对新闻界所发表的大量言论，尺度相当开放，完全是一个世界大势了然于胸的达者。梁启超日后所谓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若不是借题发挥，便是纯粹抹黑了，或者是被李鸿章的“劲气内敛”（曾国藩的评语）所蒙蔽？

李鸿章曾经离最高权力、包括成为中国第一任“民主”，只有一步之遥。中俄伊犁之战时，他的好朋友戈登就鼓动他“黄袍加身”。而在1900年春夏之交的义和团运动中，远在南国的李鸿章再度被国内外多种势力看好，纷纷鼓动他搞独立，乃至建立共和国。梁启超分析说：“当是时，为李鸿章计者曰，拥两广自立为亚细亚洲开一新政体，上也；督兵北上，勤王剿拳，以谢万国，中也；受命入京，投身虎口，行将为顽固党所甘心，下也。”但他认为，李鸿章并不具备“非常之学识、非常之气魄”敢于自立，并为此对李鸿章冷嘲热讽。

在梁氏这样将反政府作为饭碗的人眼中，民主也好，共和也罢，归根到底还是要夺权，甚至成了夺权的手段和旗号。即使李中堂果然成了“李民主”或“李总统”，则或许在他的笔下又成了袁世凯一般的野心家和阴谋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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