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氏朝鲜是朝鲜历史上最为强盛的时期，因为那个时期与大明交好，得到了大明的很多优惠政策和资助。但是这一切随着明朝的灭亡都消失了，朝鲜对于明朝的怀念甚至比一些明朝旧臣都重。
明代灭亡后的清代，李朝朝鲜使者记载的燕行文献显示，“中国”已经“华夷变态”，是充满“膻腥胡臭”的地方。换句话说，朝鲜虽然臣服于清政府，但却一直怀念“正统”的大明王朝。
如果我们站在朝鲜人的角度看世界，“二千年未有之奇劫巨变”不是从1840年、1860年或1900年开始的，而是从1644年开始的。
朝鲜夹在中央王朝（天朝）、日本和满蒙各部落之间，处境最为微妙，对认同政治最为敏感。明清“华夷变态”对李朝“中国观”的刺激之深，充分体现在《朝天录》和《燕行录》的“正名”意识上。
《燕行录》是朝鲜使节讲给自己人听的心里话，跟他们对清朝文武百官的外交辞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明代士大夫的背叛夺走了天朝上国的光环，为朝鲜承载的文明正统送来了死亡恐惧、独特感和使命感。“卑贱的清国”夺走了朝鲜人的天真时代，教会他们熟练地表达违心的忠诚，迫使他们承认：暴力篡夺不仅可能成功，而且可能长期成功。
这意味着先王之道也许并不像他们原先想象得那样普世，中国士大夫最早也要等到庚申或庚子以后才会有这种感受。由此，我们才能理解：日本人为什么在甲午战争中运用反清复明的语言，“儒道合一”的天道教为什么会变成“文明开化”的一进会，朝鲜志士为什么将“维新”和“反清”融为一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