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对清官问题有其自身的认识，他在一道诏书中说：“清官多刻，刻则下属难堪，清而宽方为尽善。朱子云：居官人，清而不自以为清，乃为真清。”康熙的意思很明确，清官要把道德优越感丢掉，对人不可苛责太严，施政不能一味地依靠近乎偏执的强硬。身为一国之君，他当然不是鼓励贪污，而是不希望出现“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局面，使国家机器无法正常运转。《施公案》中的主人公施仕纶，是和包拯、海瑞一样被民众称为“青天大老爷”的人物。有人荐其出任湖南按察使，康熙皇帝说：“朕深知仕纶廉，但遇事偏执，民与诸生讼，彼必袒民；诸生与缙绅讼，彼必袒诸生。处事惟求得中，岂偏执?如世纶者，委以钱谷之事，则相宜耳。”最终改授其为湖南布政使。看来，康熙是深明清官运用之妙的。

普通民众和社会精英对清官的评价出现差异是耐人寻味的。士大夫（乃至皇帝）对清官的批评集中在一个“刻”字上。这个“刻”意义很广，既包括用法严苛，也包括对属下和部民苛责，还包括在施政中偏执、强硬，不近人情。清官一般都是道德完人，有道德洁癖，对人太过苛责，如果别人不能达到他们的标准，就一概斥为泥猪、癞狗、污秽小人。这种心态导致了他们在施政中用法严苛，而这一点却恰恰是老百姓推崇清官的原因。

老百姓对清官的期许不外有三：抑制欺压百姓的权豪势要；打击鱼肉乡里的泼皮无赖；惩戒贪赃枉法的贪官污吏。清官对这些人打击越严厉就越符合老百姓“吃大户”的朴素愿望，才是“爱民”。如《拍案惊奇》里的梁太守看见拐带妇女、弄出人命的泼皮无赖汪锡只被判了充军，于是大怒，“喝交皂隶重责六十板，当下绝气”。这种擅杀行为却受到了作者的肯定，称他极有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