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经过唐代一世，统治者基于治乱兴衰的需要，将炀帝比之于夏桀、商纣，尽为之粉饰，遂使后世成之以恶名。以下是李世民总结的至隋朝亡国的四大罪状——

“贞观四年，太宗曰：“隋炀帝性好猜防，专信邪道……”

“隋炀帝志在无厌，惟好奢侈，所司每有供奉营造，小不称意，则有峻罚严刑。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竞为无限，遂至灭亡。”

“贞观九年，太宗谓侍臣曰：“往昔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致亡灭。”

“隋炀帝好自矜夸，护短拒谏，诚亦实难犯忤。虞世基不敢直言，或恐未为深罪。”

此数则，皆是太宗与魏征的对话，而且相距炀帝时亦只有二十年，其真实性可作参详。其一则“炀帝性猜防，专信邪道”，此不足视为无道之表现，充其量说也只是炀帝的一种性格，猜忌之心人皆有之，只是平时不外现，当有人威胁自己的地位时，亦即是有显赫功勋的人展现在舞台时，才促成这种猜忌成为皇帝之大忌，曹孟德之猜忌不使其宏伟业绩黯然，即乃明证。而“专信邪道”，恰其明示炀帝之旁专权小人之充斥，虞世基就是一个典型。古语有云：“若人主所行不当，臣下又无匡谏，苟在阿顺，事皆称美，则君为暗主，臣为谀臣，君暗臣谀，危亡不远。”这充分说明君主行为不当时，敢冒讳之谏臣的匡扶作用。假使炀帝将行暴行时，世基等人能试头颅之不顾而厉行进谏，或许历史会改写。

再者，炀帝在平定南方的陈朝，沟通西域、开创科举方面，亦取得一些显赫之成就，在此并不累赘，观乎一个历史人物，并不能因往古人之评述，而一味之盲从，若要了解，则放乎当时一个特定之历史时代里，考其得失，方不至于有失偏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