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崛起与大国地位》（

China’s Peaceful Rise to Great Power Status

）一文作出了回应。

在那之前的30年里，来自两党的多位总统一直在尽力把一个贫穷且在经济上受到孤立的中国融入到由美国设计、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去。中国领导人和勤劳的中国人民已经取得了令人惊叹的现代化成就，而这样的成就是在既有的国际体系中取得的。我在那次讲话中指出，中国已经从一个隐士般的国度登上了国际舞台，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成员国。从保护地球臭氧层到防止核扩散，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事务的重要参与者。

我在讲话中指出，在基本实现让中国融入世界的目标之后，关于北京的行为，美国却产生了这样的疑问：“中国将如何使用自己的影响力呢？”我呼吁中国不应满足于国际体系成员的身份，而是要“在国际体系中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to look beyond memb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to become 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in that system”）。

我在这一表述中强调的是中国在融入国际体系时实际的“行为”（norms）而不是表面的“形式”（forms）。我当时指出，许多国家都希望中国能实现“和平崛起”，不过应该没有国家会愿意用自己的未来去为这种可能性做赌注。我当时还警告称，若中国不能做到责任共担并建设性地使用自己的力量，那么美国无法维持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也无法在美国国内为维护这一秩序提供必要的支持。

一些评论人士后来把我的上述呼吁视为美国的一种让步。其实应该不难理解，当国际体系由美国主导且中国行为的对错与否由美国判定时，美国有何理由不希望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呢？我想一些人之所以认为我的表态具有某种让步意味，是因为他们不喜欢我敦促中国做出负责任行为时对中国人表现出的那种尊敬态度。在我作出上述表态后，中国就双方共同面临的一些挑战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并提供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