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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学者曾认为 外来的宗教与鬼神毒害了中国文化

孔子曾说,子不语怪力乱神。通常的理解是把“怪力乱神”当成一个整体,意思就是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或妖魔,或鬼怪,或任何被认为莫名其妙的事物。

后来,人们觉得孔子并非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他所谓的“怪力乱神”应该断为“怪力”与“乱神”两个词。如此一来,孔子的原意就完全改变了,他老人家只是不赞成怪力与乱神,对于“不怪”的力与“不乱”的神,孔子还是认同的。不过,这是一桩历史大公案,各有各的断句高招,除非把孔子从地下挖出来现身说法,否则谁都说服不了谁。


不管孔子相不相信鬼神,反正后世的儒家学者,经过一千五百年的“去伪存真”,终于在北宋时期普遍认为,这个世界有正义,有歪风,有“气”,有“理”,但就是没有鬼,也没有神。其实,唐代的时候,中国士大夫对鬼神的态度,还是很矛盾和多元的。可安史之乱后,大唐帝国的包容性大为减弱,开始奉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民族主义,各路胡人皆仓皇逃离中土。他们所带来的各类宗教与鬼神,也就如大唐盛世一般,在中国烟消云散。

中国士大夫开始坚持无神论,居然是与唐帝国走下坡路同时进行的。盛唐以后,国家把衰弱的根由指向了那些外来的政治家、将领与神职人员,认为他们没有华夏儿女对祖国的爱,最容易在国家需要他们的时候变节。知识分子也竟然反思,是因为外来的宗教与鬼神毒害了中国文化,使其不纯不精,偏离了老祖宗的方向。

后来,唐武宗做得更绝,直接在物质和身体上消灭佛陀。单单只是灭佛也就罢了,关键是不仅佛教,所有外来宗教,皆为板上鱼肉,任人宰割。在此之前,以韩愈为代表的知识界,早就强烈呼吁,中国人不要被妖魔鬼怪欺骗了,必须尽快回归佛教等外来群神还未登陆中土的“古典时代”:没有鬼神,只有人伦,孔孟的,纯正的儒学体系。可是,历史跟韩愈等老夫子开了一个巨大玩笑,今人开始觉得“论语”中似乎有鬼神和幽灵的影子,孔子并没有把话说死。

再者,其实离鬼神最远的本不是儒家,而是法家。因为鬼神的正能量,最终还是在劝告世人要积德行善,为后人留下“余庆”。而法家从来就不赞成搞这种道德教育,它的指导思想是不用“劝”,劝了也没用,只能让老百姓时刻站在强大的国家暴力机器面前,战战兢兢,不敢以身试法。而通过道德和鬼神说教得来的善,在法家看来都是伪善,完全靠不住。相对于孔孟,商鞅与李斯等法家大佬才是真正意义上“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无神论者。

从这个角度来看韩愈回归孔孟,贬斥宗教鬼神的呐喊,就觉得他老夫子有点言过其实了。不管在韩愈之前,还是他之后,中国普通老百姓即便信教参佛,也与上层统治者一样,都是在玩票,甚至是临时抱佛脚。顶多,他们是游离在俗世与鬼神之间,很容易就会被彻底拉到人间。而韩愈的呼唤,仿佛不是要大伙回归孔孟,而是在向法家致敬。因为相对于儒家,法家更“讨厌”鬼神。而韩愈又被誉为一代大儒,岂不怪哉?

不管孔子和法家怎么说,也不管是有鬼无鬼,更不管韩愈怎么反感鬼神,反正,至少国人一直以来就喜欢说鬼话,听鬼故事。清代中期的大才子袁枚有一部志怪小说集,直接就叫“子不语”。表面上是子不语,实则是与孔子对着干——“子要语”。其调侃圣人的狡黠,溢于言表。为了给“子要语”找到根据,袁枚在《子不语》的序言中强调,在孔子之前,比《论语》更早的经典《尚书》和《诗经》,就有鬼神的一席之地。

也许正是因为极有市场需求,很多上层人士,在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余,也念念不忘鬼神。如唐代中晚期的宰相牛僧孺,一生宦海跌宕起伏,与另一位宰相李德裕一派的人针锋相对几十年,造成了唐代政治内耗最为严重的牛李党争。孰对孰错姑且不论,仅牛僧孺本人饶是如此,还写出了志怪小说大作《玄怪录》。看来牛宰相还真是人间与“非人间”都积极照顾到了。牛僧孺比韩愈小个十岁左右,在唐帝国逐渐远离鬼神的整体氛围中,他倒是既饱读儒家圣贤之书,做了一番大事业,又倜傥风流地漫步在魑魅魍魉的玄怪空间里。

关键词:宗教与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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