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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苏对王安石的敌意为何这么大?有个人的影响不可忽略

王安石不修边幅众所周知,同在京城文化圈的苏洵不可能不知道,但却还要问欧阳修“囚首丧面者何人”,显为故意,为的就是引出自己恶意满满的“此人异日必乱天下”惊人论断。人与人习惯爱好千差万别,苏洵因为看不惯王安石不修边幅而不喜此人,也并不足为怪,但将此习性同祸乱天下联系起来,确是他独创发明。后来所有记载老苏和王安石段子中,都绕不开这点。据说苏轼授河南府福昌县主簿时朝廷颁布的制词为王安石所拟,文中不乏褒奖勉励之意,欧阳修因此建议苏洵为儿子未来着想,不妨同王安石交游,苏洵却断然拒绝说:“吾知其人,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天下患!”

三苏对王安石的敌意为何这么大?有个人的影响不可忽略

客观地说,《辨奸论》中“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确为至论,但也未必就放诸四海而皆准,至少在王安石身上就不成立。朱熹曾评论过,说王安石是那种“要遗形骸,离世俗底模样”,不是矫情自饰,而是他真的没把俗事放在心上。王安石的生活习惯到底是不近人情还是遗形离俗姑且不论,真正让人感到困惑的是苏洵为何对王安石有偌大的敌意,居然还专门写文骂他将来定是奸慝?两人一为四川人,一为江西人,地理上相隔千里,以宋代信息传递手段而言真可谓素昧平生,凭什么一口咬定王安石未来会祸乱苍生?许多后人也对苏洵此番敌意实在太摸不着头脑,故而推断《辨奸论》是伪作,猜测是后来旧党人士抹黑王安石所编造。

然而,更多研究表明,《辨奸论》应该就是苏洵之作。他对王安石的敌意,很可能来自官场领路人张方平。至和二年(1055),张方平镇守成都,在此结识了三苏父子,从此一路提携。张、苏两家相互交游,渊源颇深。很自然,他们在交游之时少不了品评天下人物。远在西蜀之鄙的三苏,恐怕正是此时从张方平口中首次得知了王安石的名字。另一方面,张方平恰恰是罕有的在变法前就反感王安石的重臣。早在仁宗皇祐年间(1049—1054),他在主持贡举时曾与王安石共事,当时就对王安石强硬性格和改革政见极为不满,闹到“未尝与语”的地步。张方平对王安石恶劣观感,必然灌输给了三苏父子。等苏洵到了东京,见了王安石不符他喜好的形象后,更加强化了自己先入为主的反感,将攻击的矛头径直对准王安石。只是他所著的《辨奸论》对王安石百般讽刺攻击,但在当时却反响平平。一方面,此文太过激进,就连苏轼、苏辙也觉得太过,可能只在至亲好友间传阅,影响力不大;另一方面更可能是因当时苏洵和王安石段位相差实在太远,使得此文看着就像苏洵单方面羡慕嫉妒恨的发泄,很难让他人信服,故而“见者多为不然”。

王安石对苏洵赤裸裸的敌意,当然有所察觉。以他的身份虽未必在乎,但有机会也会反击一二。某次两人又在欧阳修家举办的文人聚会上碰面,当时诸人商定以“黯然销魂,惟别而已”(出自南朝江淹《别赋》)分韵作诗。苏洵分得了“而”字,王安石原本分得其他韵,但他在作完规定项目之后,还刻意用“而”作了两首,结果比苏洵作得还要工整,完全是学霸游刃有余式的碾压。此事是否气得苏洵内伤,外人不得而知,反正记录下此事的龚熙正评论说:“君子不欲多上人,王、苏之憾,未必不稔于此也。”以此观之,王安石其实也挺腹黑的。英宗治平三年(1066),苏洵去世。王安石拒不参加他的葬礼,还借着后来主持修《英宗实录》皮里阳秋地替苏洵写下传记:“苏洵卒,其子苏轼辞所赠银绢,求赠官,故赠洵光禄寺丞。”一个“故”字,将自己对苏洵的不满和愤懑表现得淋漓尽致。

可想而知,苏洵和王安石闹到如此不可开交,此种矛盾势必也会影响作为儿子的苏轼和苏辙。苏轼和王安石种种恩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父辈的影响,从而使得两位本有可能志趣合拍的文人,始终走不到一起去。

关键词:三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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