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沈阳工商业均具备国际化特征，除了为数众多的日韩企业外，英、美、法、德均在此地开设有银行和企业。国内也有江浙帮、闽粤派、直隶帮等各种商业团伙在此地竞争。沈阳当时也是东北铁路枢纽，五条铁路通向朝鲜、苏联、北京、阜新和大连。市民交通以追逐新潮为乐，当时有轨电车在沈阳已常见，而小汽车数量不输于北京。关于坐火车到城外域外旅行的广告，也开始出现在这时间的沈阳报纸上。

说到工业，“沈阳的近代城市工业体系可不是日本人造起来的，这种观念一定要纠正。”张志强说。上世纪20年代是沈阳重工业的形成期，当时日本在自己完全控制的大连搞“大大连主义”，张氏政权因而在沈阳大力发展重工业:3万多人的东三省兵工厂占地1000亩;服务全中国的无线电通讯业直通欧美;全中国的第一个造币厂、第一台载重汽车都出现在这里。大量的民族资本家也在此地发展。“从某种程度来说，正是沈阳的发展，导致了日本更大的贪婪。”沈阳作家马秋芬说，因为“九一八”之后，这些企业无一例外地落到了日本人手中。

9月16日的沈阳报纸上，“奉天肇新陶瓷公司”的广告占据了一席之地。这是肇新陶瓷常做的广告，它生产的砖瓦和陶瓷是当时东北一带的名牌产品。所有者杜重远是沈阳一直在鼓吹反对日货的民族资本家。作为陶瓷专家的他设立奉天肇新陶瓷公司，首创中国机械制瓷，将日本的“大华”等工厂击垮。他被日本人告到法庭上，在法庭上，他的著名演说是“泣血告同胞书”。

9月16日的东北，还在忍受着日本军队的频繁演习。“长春日军示威演习，城郊又遭蹂躏”。《北平晨报》报道当日的日军演习用了这样的标题。“东北各地日军，不时演习野操，驻长春之日军第三旅团第四联队，与独立守备队，分为二组，此前未通知我地方当局，竟演习攻防长春战。划城西北散步关，五里堡，新立屯，及城西南之黄瓜沟，田家油坊，城后堡等地为战场，几日枪炮声最烈，昼夜不息，乡民饱受惊虚，而田禾菜圃，又多被蹈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