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１８３５年～１９０８年），清咸丰帝奕詝之妃。那拉氏，祖居叶赫（今辽宁四平），故称叶赫那拉。满洲镶蓝旗人。咸丰十二年（１８５２），被选入宫，封兰贵人。１８５６年，生皇长子载淳。次年，封懿贵妃，得咸丰宠幸，干预政事。１８６０年，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她随咸丰北逃热河（今河北承德）。次年８月，咸丰死，遗命载淳继位，并嘱载垣、肃顺等八大臣辅政。同年１１月，那拉氏与恭亲王发动"北京政变"（又称祺祥政变或辛酉政变），改元"同治"，那拉氏"垂帘听政"。１８７５年，载淳病死，命立宗室载湉（４岁）继位，年号"光绪"，复"垂帘听政"。１８８９年，载湉大婚成年，那拉氏"归政"，退居颐和园，但朝内用人行政，仍出其手。１８９４年，甲午战争爆发。是年，适逢那拉氏六十寿辰，挪海军经费，修缮颐和园。甲午败后，签订《马关条约》。光绪帝愤于战败割台，并于１８９８年６月"明定国是"，实行变法。９月，那拉氏发动政变，囚光绪于瀛台，复出训政。１９００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那拉氏挟光绪出逃西安。１９０１年签订《辛丑条约》。１９０２年回到北京。为消弭革命，推行"新政"。１９０６年宣布预备立宪。１９０８年１１月１４日，光绪死，命立载沣子溥仪（３岁）为帝，年号"宣统"。次日，慈禧病死。

其一男与女

慈禧引起人们的兴趣，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她是个女人，一个末代皇朝神秘的女人。在一个以男权传统的社会，慈禧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内忧外患，还要面对"女人乱政必亡国"的逻辑结论。

跟男人比或者跟女人比，都需要看可比度。男人中能够比的，就是历朝的末代皇帝了。而女人中可比的，则只有武则天。末代皇帝从秦朝胡亥或者子婴以降，至明末崇祯皇帝，多逢衰世和乱世，既便意图崛起，也是无力回天。而慈禧以坚强的决心和成熟的手腕，在晚清列强环伺、千年积患的空前危机中，不仅创造了"同光中兴"的局面，而且启动了中国的历史性变革，其业绩又有哪个衰世的男人能比的呢？

即以女人相比，武则天也许可以称得上是惟一可以与之比肩的了。但人们对武则天的评价远远高于对慈禧的评价，称她是封建时代杰出的女政治家。

但是，慈禧并没有那样搞酷吏政治，奖励告密。如果说武则天功大于过，那么，历史上其他"女人干政"的例证，也断难以和慈禧相提并论。汉初的吕后、西晋贾皇后、北魏孝文帝的幽皇后、北魏宣武灵皇后、唐中宗之韦后，要么残暴，要么荒淫，干政乱政，扰乱国家，她们的所做所为反而反衬出慈禧的执政能力。

晚清中国处于衰乱之世。其治国难度远远大于武则天的时代。晚清中国的失败，是历史积累的结果，并非是政策性的、对策性的结果。多年来，论者习惯从结果论英雄，并假设一种可能存在的"合理"的对策以解决当时的内忧外患问题。须知，慈禧本人在那个男权当道的社会，其实对国家大事并没有完全的决定权，重大对策都是在讨论和各种牵制中决定。

美国学者斯特林·西格雷夫在《龙夫人》一书中认为："慈禧太后不是恶魔，而是一个富有魅力的女人，有很多显而易见的怪癖，在一个女人被当作痰盂一样对待的帝国里，她只是极力想保住自己的位置而已。"１８６１年咸丰皇帝去世之后，她成了各派政治势力用以支撑门面的摆设。论者认为，在这样一个严酷、恶劣的政治环境中，在险象环生、危机四伏的紫禁城里，作为一个女人，为了避免成为他人刀俎之下的鱼肉，慈禧一生都在做着艰苦卓绝的努力。在西格雷夫看来，慈禧从来就没有实际上控制过这个老大帝国，她只是那些握有实权的男人们的摆设：先是恭亲王，后来又有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人。此论虽有些过头，但也说明了慈禧不是人们所想像的那样专横跋扈，她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各种男人力量圈子中的"平衡者"。

百年以来，其实众多的评论都是建立在性别歧视和男权意识的基础之上的。有论者认为，如果不是道光误立奕（即咸丰皇帝），"清代历史上不会出现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局面，不致以一个浅薄无识的妇人而一手握定中国的命运达四十余年"。又说"慈禧虽有才具而实无见识，所以晚清中国的命运，才会在她手中变得衰败没落，终至有亡国灭种之虞"。

历史资料证明，慈禧太后并非"浅薄无识"，她曾经还亲自教身边女官、侍者学习国学以及西洋知识。而所谓中国的命运在她手中变得衰败没落，更是颠倒因果的结论。同时，假设不能代替历史的真实性。也有论者对慈禧的本性进行歧视，比如认为"西太后原是个阴险狠毒、睚眦必报、狐狸其貌而虎狼其心的泼妇人"。此处应该反问的是，处于当时那种险恶政治斗争环境中，男性或女性的所做所为，能有多大差别？为何偏用如此歹毒的语言描述一位政治人物，是否因为她是个女人？

慈禧首先是个女人，这毋庸置疑。在男权意识盛行的国度和时代，女人把持国政，当然受尽怀疑和攻击。这是男人们的本能与敌意，和慈禧的治国手段其实并无多大干系。在评价慈禧太后的众多著作中，曾经长期服侍慈禧的德龄当然最有发言权了。德龄在《慈禧后宫实录》中，给我们展现了"老佛爷"的另一面：她只不过是个女人。她有着普通女人对美的追求、对青春的渴望的情感。她写道："'啊！青春！'她很温柔地说，'这是天赋予人的一种最可宝贵的恩物，所以人必须竭力爱惜它，设法把它积储起来；即使老了，也得如此！'"

１９００年９月１２日的《字林周报》（著名的《字林西报》的星期日副刊）写道："的确，皇太后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妇人，我们从《伦敦与中国邮报》上月３日所发表的下列文字中，可以瞥见这位昔日女仆之品性的另一面：皇太后的真实品性是一个无关紧要而又难以弄清的问题。她的形象已经被描绘得五光十色，不过阴暗仍是其主调。"但是，一位美国驻华公使夫人的记述告诉我们，"无论内心深处多么憎恶这些'外国魔鬼'，皇太后在表面上或言辞上都没有丝毫的流露，'她看上去很快活'"，"她的脸上充满了善意，见不到一丝残酷的踪影"。"她非常亲切，当我们接过递上来的茶时，她上前一步，向我们频频举杯．．．．．．又说道'我们彼此一家，普天之下都是一家。'"这是经历了八国联军入侵的变乱之后，慈禧以女性的魅力挽救中华帝国形象的真实写照。

因为是当权女人，所以容易遭到憎恶；也因为是女人，所以容易被人同情。名士辜鸿铭在慈禧太后７０岁生日（１９０４）时曾经当众脱口而出"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但是，仅仅四年以前，在《我们愿为君王去死，皇太后啊！》一文中，他又为慈禧太后辩解："她统治中国四十年来，真是历尽重压，跌遭变故。尽管个人生活十分不幸，却一直指导、关怀并分担了她苦难臣民的命运……无论她会有什么缺点，至少她维持了中国的秩序……单言她的性别，她的年纪和她那众所周知的个人生活的不幸--年轻时希望的破灭，长期的孤独的寡居生活，为帝国操劳，替儿子担忧。她惟一的儿子（同治帝）突然死去，对这个慈爱的母亲是最残酷的打击，如今所留下的，只是一个饱经忧患的皇太后和历尽痛苦折磨的母亲之孤寂的心灵……所有这些考虑，我想肯定可以使那些愚昧无知、肆无忌惮的报纸，特别是那些由文明的欧洲人所经营的报纸，免除对于皇太后陛下个人生活不合宜的中伤。"这些复杂的认识，反映了女人慈禧复杂的人生。

其二内与外

慈禧不是中国的救世主，但是，她因为西方的入侵而敌视西方，也对于中国的落后，深感忧虑。

慈禧是仇恨洋人的。她对洋人的仇视，是一种纠缠了国家利益意识和民族自尊意识的复杂情感。她说："他们有什么权利对我如此无礼！这不是他们的国家，对这个国家的内政，他们没有发言权。难道我不能处罚我自己的臣民吗？如果我派到外国的使节，他们干预那个国家的行动，试问，那个国家的政府能同意吗？"她又说："他们给我们的人民灌输基督教的毒素，于是中国信洋教的人马上就不尊重我们的规矩和我们的传统习惯。中国内地发生的多数问题都是由信洋教的中国人引起的。"

她也以中国的传统孝道为荣。她说："他们能给我们提供什么比我们已经有的更好的东西？根本没有！我们从远古时代起就懂得要尊敬父母。外国人不是这样。当他们达到一定年龄的时候就离开父母的家，并且从此就不再服从他父母了。"此论虽有偏颇，但不也反映了老佛爷敝帚自珍的情结吗？

这种仇恨，难到真的就是导致她会无端拒绝一切外国文明吗？以火车的引进为例，在１８６３年洋务运动之时，直隶总督李鸿章建议朝廷修筑铁路，可是清政府主管部门一直不同意，李鸿章以运输煤炭为名修建的一条简易铁路的后果竟是：由人赶着马、拉着车厢在铁轨上走！于是，李鸿章决定走上层路线。他在慈禧太后居住的西苑建一条１５００米长的小铁路，上边跑一台小火车头及六节能容２８人的小火车车厢。亲眼见到了西方事物带来的便利后，慈禧同意了修建铁路。

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１９００年出逃西安时，慈禧坐的是祖传的马车。１９０２年回京途中，慈禧从保定乘火车到达北京马家堡站，再乘銮舆回宫。坐火车的好处立即得到了应验。慈禧为了去西陵向祖宗"请罪"，令有关部门在四个月内突击修筑了一条３０多公里的新易铁路高碑店至易县，并于次年春坐着由１７节车厢编组的专列，真的去祭陵了。

其实，慈禧对外虽然一直仇视，但是，在振兴社稷的大政方针方面，她并不是昏聩之辈。１８７５年初，慈禧太后的独生子、不到２０岁的同治皇帝驾崩养心殿。忧伤的慈禧开始第二次垂帘听政。参加葬礼的李鸿章在第三次陛见皇太后时，提出了开煤铁矿、架电报线、修铁路、办学校、开发台湾、办外交等等一系列洋务改革的建议。李鸿章回忆说"廿二、廿三、廿六日，太后召见六次，悲伤迫切之中，大有励精图治之意"。慈禧对洋务运动的支持是一贯的。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年，李鸿章在一封信中又披露说，"在京勾留两旬，召对五次，慈圣与醇邸，有意改革，诸臣墨守成规，不足振兴"。

慈禧当政期间（１８６０年～１９０８年），虽然后期"还政"，但是大多数时间里她仍是决策的核心人物。在其执政时期，面临内忧外患，她实现了君臣和衷共济。洋务运动中，朝廷励精图治，虚怀纳谏，整顿纲纪。尤为甚者，她果断改变大清的规矩，大规模启用汉臣，从而创造中兴局面。没有慈禧，就没有洋务运动。而洋务运动为中国现代化的起始，当成定论。

慈禧对汉臣的倚重，当首推曾国藩和李鸿章。尤其后者"坐镇北洋，遥执朝政，凡内政外交，枢府常倚为主，在汉臣中权势为最巨"。他们二人去世相隔近３０年，慈禧在他们去世后均表达了万分的痛惜。比如，李鸿章因为和列强周旋（主要是和沙俄谈判收复东北）时累死，尚在回銮途中的慈禧太后"为之流涕"，"震悼失次"。对于多年前去世的曾国藩，在她与曾国藩子曾纪泽的谈话中可以看出她的心理：她说"也是国家运气不好，曾国藩就去世了。现在各处大臣，总是瞻徇的多"。当曾纪泽说"李鸿章、沈葆桢，丁宝桢，左宗棠均忠贞之臣"时，慈禧说道"他们都是好的，但都是老班子，新的都赶不上"。既表达了她的惋惜又表达了她的用人之道--一种放眼长远的战略。

于内政方面，慈禧一直被当成守旧派的总后台。其实，她是一个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回旋纵横的政治家，而不是简单的用一种标签就可以定性的人物。她一直支持洋务派，但是又经常遭到清流派和顽固派的抵制。为了教训这两个在朝廷中重要的派系，她采取了相当策略的手段。比如，１８６６年洋务派拟设天文算学馆的议案一出，马上遭到文渊阁大学士倭仁的反对。他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以中国之大，"不患无才"，"何必师事洋人"。慈禧见倭仁如此顽固，即令他从全国范围保举数员精通自然科学的中国教师，另行设馆授徒，与洋教习比试一下。倭仁经过一段时间，一个胜任的人也找不到，最后说"奴才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不过，倭仁心中还是不服的。慈禧便安排他去总理衙门上班，要他知道和洋人打交道的难处。为了避免和洋人接触，倭仁在上班的第一天就故意从马上摔下来而请长假，当朝廷免除了他的职务后，他就"豁然痊愈"了。

在治理清流方面，慈禧也是很有手段。中法战争期间，清流派代表人物张佩纶高论战事，对洋务派的军事外交政策不屑一顾。慈禧乃顺势任命张佩纶为"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大臣，张的遭遇可想而知，最终临阵逃跑，而福建水师全军覆没。后来论者认为张"以书生典兵，甲申马江之败，身名俱裂矣"。最近又有论者认为朝廷让张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其实是对张佩纶实行的保护措施。只是他自己不争气，毫无价值地葬送了福建舰队，民愤极大。清政府给以惩处，这是张佩纶咎由自取，并非什么慈禧太后'瓦解清流'的阴谋"。即便不是阴谋，但是也见慈禧用人方面的不拘一格和平衡技巧。

至于义和团事，一般认为慈禧顽固地对八国的宣战是其仇外的例证。此事的关键，在于她是否真的是控制局面的幕后策划者。

综合学者们的考证及多种记载，有四股力量影响甚至控制了慈禧：一是义和团本身，他们把慈禧吓得半死。她说："我做梦也没想到这场拳乱会给中国造成这样严重的后果。"

第二种力量是端王等皇族贵胄。他们才是唆使并胁迫慈禧的幕后人物。端王对太后最有力的论点，就是威胁：如果义和团得不到完全的支持，他们就会推翻皇座。他们以为与外国开战会增强他的权力，而端王借此要使儿子入承帝位。所以他们怂恿慈禧太后相信义和团的法术确能避枪弹。慈禧不得已保留光绪皇帝称号，立端王载漪子溥儁为大阿哥皇储，为此导致外国和国内大臣的双重反对。而端王又伪造了驻北京的列强外交团一份联合照会，要求将国政大权交还光绪皇帝，从而刺激慈禧对抗列强。就连慈禧的亲信荣禄在这时都不得不屈从于端王等人的势力。

第三种力量是要借这个事件削弱王公力量的大臣，比如李鸿章。外国学者认为："真正的幕后操纵者却是李鸿章，他在整个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前从未得到足够得认识。正是李鸿章，通过不断向西方报纸散布关于中国人的骇人暴行的虚假消息，狡猾地剌激外国列强武力干涉中国，这是他为了削弱铁帽子们的基础、恢复自己失去的威望的持续努力的一个部分。"

第四种力量就是西方列强。列强们早已迫不及待地要发动扩大对华侵略的果实。八国联军的目的也并不是拯救外国使馆，而是为了赶在大清帝国土崩瓦解之前尽可能攫取更多领土，这个机会，他们时刻都在期待着。因此，西方学者认为，"义和团事件远不是什么中国人背信弃义的例证，倒是西方伪善的典范"。

面对此种变故，慈禧最终被上述各种力量裹胁，按照他们的意图，几近疯狂地对八国宣战，她不过是当时群体无意识的一个代表。慈禧的行为，也难以从一两句话中得盖棺之论。

其三新与旧

现在所看到的慈禧的油画像和照片尽管都是１９０３年后的作品，但是，从年近七旬的这位太后的气质和特意的装扮中，分明能看出她力图留住青春和权力的最后努力。晚年的慈禧，奋力地证明自己并不是老去的顽固的旧人。

慈禧在其锐意进取的时代（１８９５年以前），是积极支持洋务运动的。其中，以重塑中国国防最为重要。尚在１８７５年，当李鸿章和左宗棠就"海防"与"塞防"争执不下时，慈禧认为两者并举为是，乃命左为钦差大臣，收复新疆。同时，支持李鸿章为防止日本而开始的筹建海军计划。这是第一次海防之争时慈禧的态度。

１８８４年，当中法战争中福建水师全军覆没后，第二次海防之争开始。１８８５年１０月，慈禧太后发布懿旨："海防善后事宜，著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会同李鸿章，妥议具奏，醇亲王奕譞一并与议，所有左宗棠等条奏各折片，均著给与阅看。"总理衙门"遵旨会议海防"，在复奏中认为："大致不外练兵、筹饷、用人、制器数大端，而目前自以精练海军为第一要务"。于是，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海军于当年１２月１２日正式成立，这就是北洋海军。慈禧太后对中国海军的支持，从她所说"惟念海军关系重大，非寻常庶政可比"的话中可见一斑。

然而，自１８８８年北洋成军后，海军再也没有购置新的战舰。而日本在１８８８年后的六年间添置军舰１２艘。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老佛爷要修圆明园，估工银２０００万至３０００万两。户部无款可拨。于是，海军衙门大臣奕譞、奕劻等为讨好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数百万之巨（具体数目有争议），当然，还有大婚的光绪，用掉了五百万。虽不能说甲午北洋的覆没是因为没有钱，但是，发昏的慈禧亲手葬送了其苦心支持的海军，当为定论。

甲午之败，没有敲醒慈禧，却敲醒了一帮书生。书生们勇敢地上书，勇敢组织戊戌变法，反过来才敲醒了慈禧。而这正是因为变法触动了老佛爷的地位。当她把书生镇压下去了，她也才安静地思考自身角色转化的问题。这个旧老太，逐渐要做一个令人吃惊的新人！

慈禧在她生命的最后十年间（１８９８年～１９０８年），无疑发生了精神和人生上的多重变化。她估计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会因为变法而丧失，所以发动政变。但是，并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说慈禧断送了中国的改革进程。其在断送百日维新后推进的许多措施，不仅实现了百日维新的目标，而且完全超过了当时康梁的胆识。

１８９８年底京师大学堂的成立，令人深思地采取了梁启超提出的"中西并用，观其会通，无得偏废"的办学方针。

在八国联军的打击下，慈禧以光绪帝名义拟定《变法诏书》："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总之，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其改革内容为"参酌中西要政，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两年前菜市口的六颗人头，掉得何其冤枉。

慈禧的改革，终结的是数千年的历史。１９０１年７月２４日，清廷明令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数千年的夷夏大防的思想从体制上寿终正寝。当年１２月２３日，慈禧发布懿旨，破除满汉不通婚禁令，禁止妇女缠足。一个不知道从何时开始的全民族的陋习，一个曾经还被心灵扭曲的士大夫们吹捧的摧残妇女的恶习，最终被这个女人终结了。

大清皇朝建立后，曾经因为其盛极一时的状态令西洋社会慑服。但是，同样是那个时代的西方启蒙思想家们，他们普遍认为，这是一个停滞的民族。导致这个民族停滞的重要原因在于八股文和科举取士。１９０５年９月２日，经慈禧太后恩准，清王朝下诏废止科举制。开始于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６０５年）的帝国考试制度退出历史舞台。

慈禧并不明了其所做所为的历史意义。就如同她在废除科举后第二年做出的同样她可能不知道意义的举措那样：１９０６年９月１日，慈禧做出了发布立宪诏书的决定。甚至包括两年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的颁布，在慈禧那里，不过是点点头的事情。为了点这个头，国人等了太久。

《宪法大纲》颁布三个月后，光绪和慈禧相继死去。挽救满清王朝命运的最后的改良努力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