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同志回国后，立即投身如火如荼的大革命浪潮。在广东，他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和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是我们党内最早认识武装斗争重要性和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领导人之一。他建立的政治工作制度，使国民革命军面目为之一新，对保证两次东征和北伐的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并由我们党创建的人民军队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加以继承和发展。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领导发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我们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从此诞生。党的六大后的近两年时间内，周恩来同志实际上成为党中央工作的主要主持者。他在极端险恶的情况下机智勇敢地保卫了党的中央机关，保护了党的大批领导骨干。他为发展党在白区的秘密工作，为联系和指导各地的武装斗争，扩大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一九三一年底，周恩来同志由上海到达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他和朱德同志共同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创造了大兵团伏击歼灭战的成功经验。一九三四年秋，在“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导下，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中国革命再度处于危急关头。为扭转这种危急的局面，周恩来同志和其他同志一道，支持召开遵义会议，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从此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开始“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历史性转折。

从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周恩来同志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主要助手，一直工作在中国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战争的指挥中心。在西安事变中，他根据党中央的方针，运筹帷幄，多方斡旋，促使其和平解决，从而实现了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抗战期间，他参与指导八路军、新四军出师敌后和平型关战役、台儿庄战役的筹划。他代表我们党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广泛团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取得他们的信任和合作。他同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进行了有勇有谋的斗争。抗战胜利后，为了制止内战，他率领我党代表团同国民党当局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谈判斗争。人民解放战争中，周恩来同志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在陕北，他同毛泽东、任弼时同志率领中央机关以大无畏的气概与敌人周旋，指挥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在西柏坡，他协助毛泽东同志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部署与指挥了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战略大决战。北平和平解放后，他代表我们党同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共商建国大计，筹备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起草《共同纲领》，全力以赴地投身新中国的筹建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