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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梁思成、林徽因考察早20年 伯施曼对于近代建筑有何影响?

早在1906—1909年,德国人恩斯特·伯施曼便穿越中国14个省区,对当时的建筑进行全面考察,并拍摄大量照片,这比梁思成、林徽因的考察早了20年。作为中国古代建筑研究领域开山之作,伯施曼的《中国建筑》对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的写作有深远影响。

《中国建筑》,[德]恩斯特·伯施曼著,赵省伟主编,夜鸣杜卫华译,中国画报出版社2021年12月版。

了解中国近代建筑史的人们都知道美国建筑师茂飞和中国学者乐嘉藻。前者设计了大量符合现代材料和结构技术原理,同时又具有清代官式建筑风格的新建筑;后者在1935年出版的《中国建筑史》一书则是中国同类著作中的第一部。

目前有关二人生平及其设计或著作的讨论与研究已不鲜见,但有两个问题似乎仍有待回答:茂氏虽然有机会访问北京、广州和南京等中国重要城市,并参观紫禁城这样高等级的建筑实例,但他有关中国建筑的文章除了一般性的概述,并无详细的调查资料。他能够设计出造型相对准确、类型又颇为多样的中国风格建筑,原因何在?乐氏不是中国营造学社会员,应该没有梁思成、刘敦桢那样多的田野考察机会。他的著作提到了许多营造学社出版物并未介绍过的实例,它们又源自何处?

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在20世纪初期,大多数建筑师没有接受过中国古代建筑史的教育,也很难有充足的时间和条件业余进行实地考察,那么他们设计中国风格的建筑所参照的样本是什么?这些问题看似不大,但又是研究中国风格建筑和中国建筑史必须面对的问题。它们的部分答案其实就在当时的一些出版物中,而德国学者恩斯特·伯施曼的著作《中国建筑与风景》和《中国建筑》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近年来中国建筑史学史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截至目前,学界关注的重点还只是中国营造学社,特别是梁思成、刘敦桢和林徽因等人的研究和论述。尽管伯施曼曾经是营造学社通信研究员的事实已是众所周知,近年来有关他的生平、来华经历及学术成果也不乏较为系统的介绍,更有学者探讨了他的建筑史研究的人类学视角及其与梁、刘等人技术与法式研究的区别,然而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欧洲,对他当时中国建筑创作和研究的促进作用却鲜有论及。其主要原因,在笔者看来,不仅仅在于中英文读者对于伯施曼的德文著述存在语言上的障碍,更主要的还在于双方学者在研究方法上的相对孤立,即未能自觉地将书面文献与实地材料相互参证,并将域外论著与本土研究进行对比。

本文拟将伯施曼的《中国建筑与风景》《中国建筑》与其后的一些中国风格的建筑设计和建筑史写作进行对照。笔者相信,这一研究不仅可以揭示伯施曼对于中国近代建筑的影响,还可以帮助我们从一个侧面认识中国近代建筑史上学术研究与建筑实践的互动、中外学者之间的交流与砥砺,以及中国学者们对于西方研究的取长。

据何国涛编译的材料,伯施曼1891年进入柏林的夏洛滕堡工学院(Technische Hochschule Charlottenburg,今柏林工业大学)攻读房屋建筑专业。1896—1901年,他曾任管理房屋建筑的长官,在东普鲁士军队房地产管理处工作。1902—1904年,他以建筑官员(隶属于德国驻东亚的殖民部队)的身份在中国工作。1906年8月,他又以德国驻北京公使馆科学顾问的身份来华,其间对中国建筑开展了长达3年的调查研究。到1909年,他探访了中国当时18个省份中的14个,收集和拍摄了大量照片,还对一些古代建筑进行了实测。

伯施曼的著作是20世纪初期少数(只有两本)对中国建筑进行全面介绍的重要专著。尽管其德文文字有可能会妨碍中英文读者对于作者观点的接受,但其中大量精美的照片和测绘图无疑为当时的建筑人士了解中国建筑提供了宝贵参考。从中获益最多的建筑家当属茂飞。茂飞的中国风格建筑设计一直体现出他对清代官式建筑的追摹。1914年当他初次到中国并进入紫禁城之后,就被它那纯粹而庄严的建筑深深地震撼了,继而称赞它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建筑群。1919—1926年在设计北京燕京大学校园建筑时,他的事务所便充分利用了在京的有利条件,近距离地观摩紫禁城。至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还保存着当年美国工程人员要求赴三大殿摄影的文书。

完成燕京大学工程之后,茂飞在中国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南方。1923年,他应广州市市长孙科的邀请为该市做规划,1927年又担任了南京国民政府首都计划的首席顾问,还在1931年获得了南京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的设计委托。虽然直接借鉴北京官式建筑实物的机会越来越少,但他却能利用其他有关中国建筑的视觉材料作为设计参考。伯施曼的《中国建筑》一书无疑就是其中之一。茂飞的设计清楚地反映出了伯施曼著作的影响。尤其是他为阵亡将士公墓所作的六柱五楼大牌楼设计,除了比例缩小三分之一和斗栱攒数有所减少之外,整体造型和多数局部竟完全是照抄伯施曼著作中“清西陵石牌楼”一图的测绘图。

南京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的大牌楼。茂飞摄于1931年。

公墓梅花瓣平面的墓圹也显然参考了伯施曼著作中“普陀山一处墓地”的造型。对于公墓的纪念塔,曾有学者认为是对19世纪中期毁于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的明代南京大报恩寺塔的复原,但对照伯施曼著作中“广州六榕寺花塔”的照片,我们便可以看出二者之间的高度相似性。此外,纪念塔前石栏板的莲叶瓶及望柱的叠云柱头造型也可以在伯施曼著作中找到来源。

清西陵石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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