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这一年，一场戊戌变法震动全国，至今仍是史学热门话题。
1898年3月6日，清政府与德国签订了《胶澳租借条约》。4月10日，德国记者保罗·戈德曼受《法兰克福报》指派，从意大利热亚那港出发，对中国进行采访。
戈德曼乘坐的德国“普鲁士号”远航机械船出发后，穿越地中海，经由埃及、苏伊士运河、亚丁湾，远航至欧洲式东方新城——新加坡。而后，他从香港登陆，经广州、上海，一直深入到中国腹地，进行详尽考察。在上海，他沿长江乘船而下，在镇江、汉口、武昌等地停留。在胶州湾的青岛、威海、芝罘（烟台）等地，他深入探访了刚刚纳入德国租界的胶州地区。当然，他也到访了天津和北京。
戈德曼笔下的目睹所见，有助于我们了解19世纪末沿途城市的风光风貌以及中国社会的面貌。他以记者的敏锐和作家的文笔，记录下香港、广州、上海、汉口、武昌、胶州、天津、北京等晚清城市的风情，颇有画面感。作为德国记者，戈德曼对中国是持友好态度的，在反对纳粹等重大历史问题上，他的立场和气节是令人赞赏的。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当时的特定历史背景之下，戈德曼的视角是德国式的，有时候难免流露出一些种族的傲慢，甚至偶尔会带有殖民者的口吻，这既是历史的局限，也有着他个人的偏见。
1898年11月初，拜访了刚刚下野的李鸿章后不久，戈德曼写下了他对北京这座城市的观察。本文特别选择了其中戈德曼对北京商业街区的记述部分，相较于其他内容，这些文字尤显轻松，但也从中可窥一斑。
以下内容节选自《1898年的夏日：一个德国记者的中国观察》，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1898年的夏日：一个德国记者的中国观察》，[德]保罗·戈德曼著，吴伟栗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1月版。
从哈德门一直到北京火车站，
最棒的商店都位于巷弄之中
北京在主要街道及商业街道上，如同中国其他城市一样，每间房屋就是一家商店，而每间商店就是一户房屋。这些房屋以一种在中国其他地方都不会见到的方式兴建。
北京有独特的风格，木桩作为建筑的主要结构及基本样式被广泛运用，这些木桩不单单是立在房屋前方，也会立在房屋内部，他们是房子的一部分。建筑过程是从下方开始建造房屋，而结束于上方的栏杆。或者应该说，北京就是一座木桩之城，而房子就在木桩底下，像是抽屉一样被移入。房屋立起的柱子约莫是房屋三分之二的高度，整体的外貌就像是有三分之二是由空气组成的，真是了不起的一座城市。居民在他们的房子里，就像是在空中楼阁里栖居着一样。他们尽可能地把空气也给盖进房子里。屋顶的栏杆很多是断裂的，屋脊最前方跃出的弯曲木梁，连接着龙头。一块帘布由上而下地悬挂在一间木雕商店的入口处。
依着中国人的习惯，商店入口是没有门的，栏杆的顶端盖着锡制或镀了金的盖子，栏杆、木桩顶端以及木雕品，常常都被镀上金。一栋新盖的房舍，在阳光底下会闪亮得像是一件奇妙的金色玩具，但多数的民宅都被灰色脏污给覆盖了，不仅色泽上失去了东方的光泽，形式上也失掉了轻盈与优雅。
电视剧《新京华烟云》（2014）剧照。
北京最高贵的人，就是宅邸里有最多柱子的人，中等阶级的人有两根便足够了。但在北京富有的商店区里，可能会有六或八根。如果有木棍立在某个商店前，底下有石头基座，顶端还挂着龙旗的话，那就意味着这是一间当铺。在一些商业街道上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旗帜。
居家附近有一家当铺，可以典当自己的衣物，对中国人而言似乎是不可或缺的。街道上经常出现木棍，上头飘扬着代表商店的旗帜，或许在这里可以寻找这类建筑风格的起源。就像先前提过的，北京的主要干道都有军用道路的样貌。大街是如此宽敞，以至于商人们简直得用棍子才拦得到顾客；而原本用于商店经营的木头，在这群建筑师手中，最后都被用来装点房屋了。
从哈德门一直到北京火车站，笔直宽广的道路上充满着商业活动。最棒的商店都位于巷弄之中，尤其是从哈德门出发，向右转进汉族城区的那些小巷。一般而言，药材行有最昂贵的装饰，比起健康的人，他们更能从病人身上赚取利润。连肥皂行也以奢侈的行头吸引着众人目光，中国人似乎要买很多香皂，但是，由于他们对这些清洁用品表达出害羞之情，因此肥皂行的奢侈并不好理解。他们要这些肥皂做什么？也许是用来吓唬孩子的：“如果不乖，就拿这个洗澡！”也许是当作食材使用——这个说法可能是真的，因为肥皂行经常和糕饼店相连。由后者的精致装潢来看，这些北京的糕点师傅同样过得很不错。就跟我们德国一样，这些糕点上用糖写下有意义的文字，否则看起来就没有那么诱惑人了。中国的基本色调灰色也延伸到这些东西上。但是，如果从隔壁拿点儿肥皂一起做烘焙，显然又是不太可能的事。
水果商也挑动着人的胃口。此时篮子里通常放的是北京的秋季水果——柿子，像是扁平的柳橙。在这座城市的园林里，一年四季都可以在树梢间看到这种金黄色的柿子在发亮。对中国人来说，这可是极为美味的食物，尤其是它在树上挂了那么久，直到被霜冻。欧洲人觉得这味道尝起来像是含水的发蜡，不过也许这正是中国人觉得美味的原因。其他的篮子里则是放着漂亮的深蓝色葡萄，连樱桃也是有的。
电视剧《四世同堂》（1985）剧照。
在水果商前面的街道上，有由黑色石头组成的小烤炉，上面有圆锥状的突起，冬天人们在那上头烤栗子。不少房屋里的火炉都是用球状的泥炭加热，北京居民把这些燃料放在街上晾干，以便维持它完整良好的状态。在秋天骑马经过北京的街道时，便会穿越这些放在屋前屋后，为了接下来的冬天而储备的黑色泥炭球。
顾客不买的东西都很便宜，
吸引顾客的东西都昂贵到让人买不起
汉族城区里的服饰店，可以通过从屋顶垂放到街上的狭长布料辨识出。在这些服饰店里，从早到晚都有全套服饰打折，拍卖时还会伴随着叫卖声，一般由两名店员负责。其中一位从一堆衣物里拿出一件长袍交给另一位，并开始吟唱一段音阶向上的叫卖词；另一位在展开这件长袍时则唱另外一段音阶向下的叫卖词。服饰二重唱的旋律给人留下印象，无论喜不喜欢都会整日萦绕在耳朵里。若是能理解歌词的意义，我想一定会相当有趣。也许可以在我们这里办上一次这种音乐戏码，让拍卖人唱一段《晚星之歌》（歌剧《唐怀瑟》里的一首歌曲）中的旋律之后，接上一句“全新男用西装”，听起来一定相当美妙。
卖油店的前方往往挂着铜罐做标示。那会让人想起欧洲理发店里盛装毛发用的盘子。许多大型商店都卖茶叶。贩卖活鸡鸭的商人面前，羽毛上带着点粉红色泽的鸭子在编成圆形的篮子里呱呱叫着。鞋店里，地面上、墙上都放着鞋子，全部都精心地用纸包裹着，防止被北京空气中四处飘落的尘埃给弄脏。这还是有必要的，如果把一件东西拿出去，半个小时之后再拿回来，上面就会盖上一层薄薄的脏灰。即使关上门窗，灰尘还是会进到房子里，当然也会进到宽敞的商店里。
商人们想尽办法与之周旋，从中可以得出某种对比：买家、卖家、以及上头有着一丁点尘埃的商品。钟表商则有最彻底的做法，如果在孩提时期你曾经试着把钟表里的水甩掉让其继续运转，你便会知道钟表是不喜欢有异物跑进它里面的。时钟告诉人们时间，这是一项极其精细的工作，以至于只要有一点尘埃侵入，时间就可能被干扰，因此，北京的钟表商必然想尽办法防堵尘埃。于是，他们便在商店前面装上玻璃橱窗和店门。钟表商是唯一这么做的商家。
古董商人都是些优雅的男士，店铺里则塞满了美妙的物件。顾客不买的东西都很便宜，而吸引顾客的东西都昂贵到让人买不起。很难想象，古董商人在此状况下是如何获利的。一定在某个地方潜藏着利润，因为商品价格会高达上百或上千。所有的铜制香炉毫无疑问都应该来自明朝；而所有的花瓶都应该来自康熙与乾隆时期，因为这段时间生产的瓷器是最昂贵的。
电视剧《四世同堂》（1985）剧照。
会减损商品价值的缺损——花瓶上的某个烧制失误，玻璃上的裂痕等，在古董商人那里都被称为“毛病”。就在近日，某人跟李鸿章先生提及太后所进行的政变，并问及可怜的年轻皇帝的作为与未来时，这位中国老官员露出了奸笑，并回答道：皇帝有“毛病”。
每一个四处游走的商人都有自己的乐器，
却始终只有一个音调
住在帝国首府，人们当然可以为自己的修养做点事情。有一条特别的街道，路上满是书商和旧书摊。在这条聚集如此多书籍的巷弄里，四处一片寂静，使用文字的人不发出一点声响，仿佛声音只在他们脑袋中。这条北京书街会让人想起（巴黎）拉丁区的某条街道，那里的大型图书馆不发一语地站在民房之间——那是一个不使用拉丁语的小规模拉丁城区。
在北京的书店里，书本都被摆放在柜子上。书的标签向外，上头写着书名。在这里，可以用很便宜的价格买到五经，那是一组包含多本书籍的套书，被放在一个蓝色的匣子里，就像中国象棋一样，以相同的方式被锁在其中。若是对经典没有兴趣，也可以买一些不雅的画册，这当然会比孔子与孟子的至理名言要贵得多。与这些画册相比，孔孟智慧的确要逊色多了。这些画册有一个特殊作用——作为新娘礼品。在宫廷闹剧里有一幕离别戏为人们所知，一位要出嫁的女儿和哭得泪眼婆娑的母亲告别。中国年轻女子婚前看了一眼收到的图册礼物后，立刻会被这些实用知识给启蒙，再也不需要一位哭成泪人儿的妈妈了。
书店街也有印刷工作在进行，印刷作坊店门前放置着要晾干的印刷板。在这些用来印制长形图样的木板或石板上，还都留着墨水的痕迹。此外，在这条书店街上，人们可以买到成为一位有学养之人所需的一切东西。纸店、墨水店、毛笔店林立，当然还有眼镜行。若想成为一位饱读诗书之人，就得先弄一副眼镜挂在鼻子上。
几乎所有的街道上都有乐器行，这会让人猜想，北京是一座音乐之都吗？但是，我一个异乡客显然不会去听中国乐手演奏的东西，那仿佛完全没有接触过艺术一般。若说北京有音乐之都的含义，也许是建立在音乐是吵闹声响这个认知上。每一个要卖东西的中国人，特别是街头贩商，都会尽可能用更多的嘈杂声来推销。有许多中国人只通过制造声响吸引他人，而不是将自我的音乐修养呈现在他人面前。这种声响如果配上音律，听起来会好听一些。北京每一个四处游走的商人都有自己的乐器，最起码有自己的吆喝声，但却始终只有一个音调。在这里，音乐似乎在乐谱上是被分开的，并被分配到不同的民众身上，于是这些乐声脱离了和谐一致，独自在街道上流浪。
一位贩商带着一个铃铛挨家挨户地推销商品；另一个则带着一个中空的木头，用棒子在上头击打发出声音；第三个带着门环；第四个拿着音叉，在一块铁片上敲击；第五个则携带某种喇叭，就像是歌剧《阿依达》里面的凯旋之舞所使用的。商人们通常伴随着乐器声前来，不同的声音意味着不同的商品或服务；有时候是以歌声提示某商品的售卖。来自街头的呼喊声整日不绝于耳，人们若是坐在房间里头工作，会对这些呼喊感到愤怒，他们在你耳中灌输一个念头：他们想让你买生活中并不需要的东西。
有时候，会有商人蹲坐在房屋大门前，就是一吆喝数个小时，即使大家都晓得，他人就在那里，无须如此喊叫。想要等他喊到声音沙哑吗？那只是徒劳，中国人的喉咙不会变得沙哑。如果他认为，吆喝就是他的职责，那他会坚持到生命结束，或是坚持到突然有巨石从他头上落下为止，假如这块落石不够坚硬，他甚至会在石头旁继续喊叫。这种叫卖商人唱的小调，听起来颇似痛苦的哀叹。当北京城上方的天空变得阴惨，人们向着隔绝外部的世界、也隔绝财富与美好的满洲城墙望去时，听到这样无可慰藉的痛苦激发出的哀鸣，穿越巷际一再出现，着实令人伤感。
电影《邪不压正》剧照。
随着太阳下山，街头叫卖的小生意人也回家了。夜里应该是寂静与平和的吧？因为没人会在夜半时刻离开家，谁会想跟鬼魂撞在一起呢？所有大门都被上了门闩，没有车行驶在被遗弃的街道上。但此时，守夜人开始了他们的工作。在北京，这群维护夜间秩序的人，主要职责就在于妨碍居民安眠。
守夜人从早到晚都在休息，属于不在白天喊叫的一群人，仿佛为了弥补这一不足，他们便在夜里喊了起来，从一条街到另一条街，呼唤着彼此。此外，他们还拎着一个铜锣，巡视时不断地向前传递着声响。在我的窗下，甚至站着一位带着小鼓的值夜官员，来回在巷弄里穿梭。守夜人的噪音在什么程度上对被守护的居民是必要的？给他们能带来怎么样的福祉？这完全让人摸不着头绪。但是，守夜人给小偷带来的好处却是相当清楚的：小偷永远知道警察现在在什么地方，并且能够在一片吵杂间隙的静谧之中，搜索入侵的房屋。因此，这群守夜人替小偷减轻了“工作”时的沉重负担。
原文作者丨[德]保罗·戈德曼
摘编丨安也
编辑丨青青子
导语校对丨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