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末，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和中美正式建交，为发展两岸关系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1977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国务卿万斯时指出，中国“力求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会考虑台湾的实际情况，采取恰当的政策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的统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前景，已经进一步摆在我们的面前”。1979年1月，邓小平在访美期间强调，“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实际上，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后不久，交通部、邮电部、外经贸部、民航总局等有关部门先后制定实施方案以及管理办法，为两岸“三通”做好充分准备。比如，开办经第三地对台湾的电报业务、开放对台湾的长途电话业务、受理寄往台湾的信函业务等等。这些政策措施体现了党和政府积极缓和两岸军事对峙紧张局面、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真诚态度和愿望，受到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热烈拥护。

令人痛心的是，当时的台湾当局却对大陆的主张持谨慎、迟疑、观望态度。蒋经国在1979年4月召开的国民党内会议上提出对大陆“不妥协、不接触、不谈判”的“三不”政策。在此框架内，两岸无法进行任何接触或交流。毫无疑问，这是不合情理和违背人心的做法。

随着台湾岛内越来越多民众对“三不”政策的抵触和不满，而主张缓和两岸关系、开放探亲、实现“三通”呼声的日益高涨，特别是不少台湾民众以不经当局许可的方式回到祖国大陆的事实，促使台湾当局不得不调整之前的僵化政策。1987年10月，台湾当局决定有限制地开放探亲。自此，长达38年之久的两岸同胞隔绝状态被打破。此后，两岸在人员往来、经济、文化等领域交流的迅速展开，推动了两岸“三通”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