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知道瞿宣颖的人可能并没有那么多。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他写下了大量文史和掌故学方面的著作。《北京味儿》一书，便是瞿宣颖关于北京历史人文、风物、掌故、教育乃至市井社会生活的文章。以下内容为侯磊对瞿宣颖的介绍，也是该书的“代后记”。

《北京味儿》，瞿宣颖 主编，侯磊 整理，北京出版社2022年6月版。

民国学者瞿宣颖（1894—1973）是有“善化相国”之称的晚清重臣瞿鸿禨（1850—1918）幼子，在他八十年的岁月中，除了长沙故宅以外，最主要居住地是北京和上海。在北京，他从13岁起进了京师译学馆，精通英文，并学习德文、法文；毕业后去上海读圣约翰大学、复旦大学，再毕业后北上谋职。1920年，27岁的瞿宣颖进入北洋政府，1946年归沪独居，直至1973年死于提篮桥狱中，此间的传奇，足够做一篇《瞿宣颖的京沪双城记》。

他早年居沪时用文言写作，署名瞿宣颖；壮年居北平时，使用瞿宣颖、瞿兑之、铢庵、瞿益锴等若干笔名，从文言、半文言写到白话；后半生回到上海，写作时署名瞿蜕园。至今人们尚不易分清那么多笔名其实是他一人，因为他同时做了若干方向的学术和文章。

而最终成就瞿宣颖史学家、掌故学家地位的地方，是北京。他笔下跃然纸上的北京，可分为文言、白话两部分，编成两部大书。

北平史官

瞿宣颖早年在沪通过张元济到商务印书馆学习，去京后辅助章士钊编辑《甲寅周刊》，并在其上发表了《文体说》《代议非易案书后》。自己开过广业书社，主编（总编）过《华北》月刊、《国立华北编译馆馆刊》《中和》月刊，名列众多杂志、丛书编委，众多诗社社宾，众多学术机构的发起人和工作主力，众多学会会员。

他曾担任北洋政府的若干官职，而说他是“史官”，是因为他曾担任以下三个职位：政事堂（国务院）印铸局局长，国史编纂处处长，河北省通志馆馆长。参照各处的官制简章，现将职责简述如下：

国务院印铸局：“专职承造官用文书、票券、勋章、徽章、印信、关防、图记及刊刻政府公报、法令全书、官版书籍。”

国务院国史编纂处：“纂辑民国史和历代通史，并储藏关于历史的一切材料。”

河北省通志馆：“向各地征集志料，编纂《河北省通志稿》，并要求各地编纂志书。”

担任过这三处的长官，能堪比古代的史官了。具体而言，瞿宣颖从史料的采集、编辑、教学，到校订、出版，都亲自干过，都管理过。

身为史官，为国存史；私人治学，为家存史。他在《南开大学周刊》1928年11月26日第七十二期，发表了《设立天津史料采辑委员会之建议》，提出：“著者在近六七年间，着手搜辑旧京史料。除自著短篇《北京建置谈荟》以外，都以资料浩繁，不暇整理，不敢轻言成书。……其时得有官厅的助力，颇得许多珍贵的资料，预计一年以后妥可有一部极翔实的新著问世。然而，政府长官更迭，原议停顿，此种私愿也无从实现了。”可见他参考工作中的史料来治学，用私人治学来补官方之缺，并希望人人都有保存史料的意识。可惜此处所指的那部“极翔实的新著”则无从问世了。

他认为：“吾国人于字画则知珍重，于史料则不甚顾惜，其毁于无知者之手盖不知若干矣。”而在《设立天津史料采辑委员会之建议》中，他说：“我们所注意的不单是古代的历史，更要注意现代的历史，并且要准备未来的历史。”

何以是“未来的历史”呢？他在1945年所写有关《中和》月刊的《五年之回顾》：“诚以人事靡常，零篇坠简，一旦澌灭，良可痛惜。得一刊物为之传载，即不啻多写副本，或幸如羊祜之碑，一沉汉水，一置岘首，终有一传耳。”而与此观念不大相同的，是他的三代世交陈寅恪。陈寅恪始终不研究近代史，直至晚年，才在已部分散佚的《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中谈一点家事。

与此相符的，是瞿宣颖热心于参与各种学术组织。七七事变以后，北京古学院成立于北海的团城，于1946年8月裁撤。由江朝宗担任院长、张燕卿担任副院长、瞿宣颖与吴廷燮、叶尔衡、田步蟾、周肇祥、王养怡、胡钧、郭则濂等为常务，所参与者皆为一时名士。学院创办了《古学丛刊》《课艺汇选》，仍旧使用文言文，每一期都请人题写刊名。瞿宣颖从第1至5期，连续在其中的《文录》栏目发表文章，并且参与搜集了众多前人未刊的书稿，由郭则沄编印了《敬跻堂丛书》。

瞿宣颖 (1894~1973)，别名益锴，字兑之，简署兑，号铢庵，晚号蜕厂、蜕园。湖南善化(今长沙市)人。晚清军机大臣瞿鸿禨之子。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早年任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国史编纂处处长、印铸局局长、湖北省政府秘书长等职。后在南开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任教。解放后任上海市政协委员。精诗词书画，尤擅于文史掌故，是深具国学功底的文学家和史学家。著有《汉代风俗制度史前编》《汉魏六朝赋选》《北平建置谈荟》《北平史表长编》《同光间燕都掌故辑略》《中国社会史料丛钞》《方志考稿甲集》《长沙瞿氏丛刊》《补书堂讨录》等丰富著述。还著有《燕都览古诗话》，为咏览燕都之作，以诗系文，诗文并茂。其中有关什刹海地区的诗文有15篇。

他对官方的学术机构尽职尽责，且有着很强的期待。在《文化机关的责任》一文中写道：“凡是负责经营文化事业的人，应该忘怀于一时的政治现象，而竭力发挥所谓为学术求学术的精神。说一句充类至尽的话：纵使国亡，而我们的事业却不可以中断。因为我们的事业实在是国家复兴的基础。”

如果官方机构不够完备，他会加入别人组织的学社，如他参与由表兄朱启钤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并编纂史料，所著《明岐阳王世家文物纪略》由中国营造学社出版。而《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是请他的母亲傅太夫人题写刊名，署名“婉漪”。就在参与古学院的同时，瞿宣颖在自己家中还成立一个学社——国学补修社，参与者除他自己，还有徐一士、谢国桢、柯昌泗、孙念希、刘盼遂、孙海波等，聚会多是在瞿宣颖的半亩园。由大家轮番讲授国学知识，他把自己所讲的授课笔记整理为《修斋记学》，连载于《中和》月刊，并印成线装铅印本出版。

士大夫自由结社琴棋书画、交游论学的思路，是他家中世代的生活方式，他不会改变这种方式。

应该编纂一部当下的志书

民国时热爱北平的文人大有人在，而瞿宣颖的热爱远不止写几篇旧京梦华录，而是把职业前途都用在热爱上。鉴于北平历代方志都不够完备，应该编纂一部当下的志书。他想给北京做地方志。他在《国史与地方史》一文中说：“我们现在固然要一部极好的国史，尤其先要有几部极好的地方史。”地方史不仅作为乡土教材培养人们热爱家乡的感情，更是国史的一部分，爱乡便是爱国。

而他与此相关的职位，是在天津担任河北省通志馆馆长，主持编纂《河北通志稿》，并就编纂事宜与王重民、傅振伦等学者通信，也曾担任上海市通志馆筹备委员会专任委员，负责上海通志馆的筹备。就私人治学上，他在天津方志收藏家任凤苞的天春园中饱览上千部方志，著有《方志考稿》《志例丛话》等。不论是风俗制度史还是方志学，都埋藏治掌故学的重要史料。这些，都是他为北平编纂史志的准备。

而具体工作，他是先后两次通过不同的学术机构，以及他在机构中担任的职位来实行的。

1929年9月，国民党元老李煜瀛（李石曾）倡议成立“国立北平研究院”并担任院长，这是个相当于“中央研究院”的学术机构，是现在中国科学院的前身。北平研究院下分若干研究会，也有院士制度，叫作“会员”，一共有九十位。瞿宣颖是史学研究会会员之一，地点位于中南海怀仁堂西四所。史学研究会有众多学术项目，首当其冲者是编纂《北平志》，为此还创办了《北平》杂志。

也许是学术带来的兴奋，瞿宣颖率先拿出了《北平志编纂通例》《北平志编纂要点》，列出《北平志》要分为六略：一、《疆理略》；二、《营建略》；三、《经政略》；四、《民物志》；五、《风俗略》；六《文献志》，算是定了个体例的初稿。又干脆自己编了本《北平史表长编》，都发表在《北平》杂志上。但这部《长编》限于写作条件，他并不满意，也曾受到过其他学者的议论，晚年时还对弟子俞汝捷谈起过，很遗憾没有再版修订的机会了。后来因为抗战，《北平志》的编纂工作被迫停止了。《北平》杂志只出版了两期。

另一次是到了40年代，由民国时清史馆总纂吴廷燮主持编纂《北京市志稿》。这部大书共有400万字，直至1998年才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这一次瞿宣颖担任分纂，亲自编纂《北京市志稿》的《前事志》，“采用编年体，为上古至民国二十七年的北京大事记。”《前事志》原八卷，可惜如今仅存《清上》一卷了。

此时北洋政府的各大机构，官员工资并不低，公务相对清闲，不少人再兼几个闲差，或到大学里教书，有的月收入能达上千元。鲁迅、胡适等人都买得起房子，以保证学术和生活的体面。而街面上的警察或“骆驼祥子”月薪6元，租一套十几间房的三进四合院不过几十元，而全买下来需要近千元。此时的北平有古典的遗韵尚无现代化的破坏，有南方的秀丽且有北方的壮美，有皇城府邸的尊贵又有市井小民的窃喜；有廉价的饭食书籍尚无过多的机构冗员，有政府的高工资尚无政治的高压。瞿宣颖的生活，理应十分滋润。

然而，这位史官的居京生活是朴实的。父亲瞿鸿禨不大爱吃肉，多以素食为主，瞿宣颖也受此影响，并不是位老饕。他懂美食和生活品质，作有《北平历史上之酒楼广和居》《北京味儿》等文，不论是写涮羊肉还是谭家菜的鱼翅，皆得其中三昧（当然现在不该吃鱼翅了）。但他并没有过分追求，只是从小生活水平较高。他笔下的北平，是“面食与蔬菜随处可买，几个铜子的烧饼、小米稀饭、一小碟酱萝卜，既适口又卫生。……蓝布大褂上街，是绝不至于遭白眼的”。至于梨园鼓吹、斗鸡走狗、声色犬马，则没什么兴趣。他写过篇《记城南》，但他不热衷于逛天桥看打把式卖艺。诚然，平民娱乐也绝非低人一等，能如王世襄写架鹰、唐鲁孙写美食、张次溪写梨园、连阔如写江湖买卖道儿上“金皮彩挂评团调柳”的人更为金贵。瞿宣颖并非不懂这些，也偶尔会谈及一点，但学术兴趣并不在此。这一点上他很像周作人，仅以故纸堆自娱。

因此瞿宣颖的掌故不集中在吃喝玩乐、风土人情上，而是将历史事件、历代典章信手拈来，本质上是在写政治制度和风俗制度；更本质上，则是他史学研究和编方志的副产品。今人的“豆腐块”味道不如前人，是因为只有副产品，而缺少治学的主干。

极为熟悉旧京古籍和历代名家日记

尽管瞿宣颖在北京住过很多地方，如他住过北池子、住过东四前拐棒胡同17号，1924年其时寓所已迁黄瓦门织染局6号，在京郊住过香山碧云寺，而他住得最久的地方始终是位于弓弦胡同内的牛排子胡同1号的半亩园东路，前后共四进院落，现在属黄米胡同。

这所不小的宅院原先是《鸿雪因缘图记》的作者，江南河道总督完颜麟庆（1791—1846）的故居，东部为住宅，西部为花园，瞿家只占东部，是瞿鸿禨时代置办下的。瞿宣颖读书求学，并生儿育女，直至儿子在这里结婚，孙子在这里出生，并最终与妻子离婚，并单人于1946年赴上海（家人在1948年去上海），后陆续将半亩园东路卖出。他写过《故园志》，请齐白石画《超览楼禊集图》。长沙故宅中有两株海棠，而黄米胡同宅中仍有两株海棠，他请黄宾虹绘《后双海棠阁图》，并请郭则沄、黄懋谦、傅增湘、夏孙桐等《为兑之题双海棠阁图卷》题诗。

他是《人间世》《宇宙风》杂志的作者，《旅行杂志》《申报》月刊、《申报·每周增刊》也是他的发稿阵地，对于北平，他有太多的话想说，且把一切赞美之词留给了北平。他写道：“我是沉迷而笃恋故都的一人。”“舒适的天然环境，实是最值得留恋的。”“要找任何一类的朋友都可以找得着的。”“北平有的是房屋与地皮，所以住最不成问题。……生活从容，神恬气静……”他认为北平如果以公元938年辽太宗定幽州为南京，到1938年已经是建都一千年了。作为千年故都，北平必应当隆重庆祝，大书特书，且需要整理的学术遗产太多了。

《宇宙风》在1936年第19、20、21期，出过三期《北平特辑》，每辑都是名篇辈出。第19期前四篇文章为：周作人的《北平的好坏》（署名：知堂）、老舍的《想北平》、废名的《北平通信》、瞿宣颖的《北游录话》（署名：铢庵）。《北游录话》采用铢庵（作者自己）、春痕（挚友刘麟生）二人对话体的形式，分成十章连载十期，写铢庵带着春痕游览并谈论北京。而第十章《北平的命运》从未来发展的角度，表达出瞿宣颖对抗战前北平命运的担忧。在他心中，北平不只是文化古城，更是近代学术的中心，自古以来有着士大夫自由讲学的传统。而面对日本的侵略，“以此为中国复兴之征兆，亦未可知啊！”这三期特辑的文章被陶亢德编成一本《北平一顾》出版。也许是《北游录话》太长，并未收录。

瞿宣颖喜欢实地考察和旅行，他热爱地方风物，每到一处都要走访文物古迹，恨不得立刻研究当地风土。他为张次溪《双肇楼丛书序》作序称，张次溪研究北京能“亲历闾巷，访求旧闻”，他自己也是如此。他写有《燕都览古诗话》，每一处景观作一首旧体诗，并引用旧京古籍讲解论述。京城的中山公园、什刹海是他与友人游览、品茶的地方。故宫、皇城还是各皇家建筑，他都曾亲赴考察，并感慨大量清宫中没有算作文物的日常生活用品，都已残破丢失（这在当时人眼中不算文物）。他赞同朱启钤修改北京的前门楼子，认为这是成功的、现代化的修缮。而到1924年前后，市政公所几乎拆光了北京原有13公里的皇城城墙，他对此大为遗憾。皇城城墙今天只剩下1900米了。

《燕都览古诗话》，瞿兑之 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京郊各个旅行胜地，昌平的汤山镇、延庆八达岭、房山的上方山、京西的三山五园，直至潭柘寺……都留下他的足迹，写有旧体诗或游记文章。至于京外，他游览定县，做《古中山记》；赴广东执教于学海书院，做《粤行十札》；游览大同，做《大同云冈石窟志略》。他希望南开大学设立一个机构，用以搜集天津地方史料，为将来做《天津志》做准备。而那些旅行之地，成了他考据的现场。

任何一个地方，要接续上它的历史，就要掌握此地历代先贤的著作。瞿宣颖极为熟悉旧京古籍和历代名家日记，如《日下旧闻考》《天咫偶闻》《故宫遗录》等，辑录、整理、出版了不少。他根据翁同龢的《翁文恭公日记》、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等，辑录出《同光间燕都掌故辑略》，撰写了《北京建置谈荟》《从北京之沿革观察中国建筑之进化》等长文，编辑出版了《北京历史风土丛书》第一辑：共有《京师偶记》（柴桑）、《燕京杂记》（佚名）、《日下尊闻录》（佚名）、《藤阴杂记》（戴璐）、《北京建置谈荟》五部书。前四部是清人所著，而第五本是他自撰。这套书他请史学家陈垣作序，并由梁启超来题签。他在致陈垣的书信中说：“《北京建置谈荟》，则颖所自撰也，书虽不足观，以供普通人浏览，稍稍传播爱护史迹之观念，未为不可用也。”（《陈垣往来书信集》兑之致陈垣书第二通）由广业书社出过石印、线装铅印两版，这个书社还出版了一套《明清珍本小说集》，以及瞿宣颖编著的《时代文录》上下两册，《汉代风俗制度史》等。广业书社位于牛排子胡同1号，就是瞿宣颖的家——他自己办的出版社。

他写了大量的旧京掌故结集为《故都闻见录》《北梦录》等。掌故既是文章的内容，又是一种近似于古代笔记的、半文半白文体。他研究旧京有自己的体系，想建立现代化的掌故学。而这种文体在新中国成立后日趋白话。晚年时，他在上海以瞿蜕园为笔名，给《新民晚报》《文汇报》《大公报》等写了不少旧京掌故的白话文，能读出他是用文言思考，再落笔为白话的。那些豆腐块他往往一蹴而就，一刻钟写完，至今读来妙趣横生。

始终是旧体文学活动的组织者

文人几乎是一半写一半社交。瞿宣颖朋友极多，且他的社交也能分成几拨人。

一拨人，是他先天的亲友。瞿家与逊清官员有着盘根错节的同僚、姻亲关系，后裔们时常走动。也包括他幼年时师从王闿运、王先谦，少年时京师大学堂译学馆，青年时读上海圣约翰大学、复旦大学的同学。这拨人更多的是结社雅集，诗词唱和。传统诗社多是以家族、姻亲的形式结合在一起。比如他与连襟张其锽、卓定谋，表兄朱启钤，湘学同门齐白石，译学馆时的好友黄濬，圣约翰大学时的好友刘麟生、方孝岳、蔡正华，以及旧名士溥心畬、李释戡、夏仁虎、冒鹤亭、傅增湘、章士钊、郭则沄、罗惇、黄懋谦、夏孙桐等。

另一拨人，是不左不右、偏于中庸的文史作家。如《宇宙风》《古今》《逸经》《越风》《天地》《新民》《文史》《杂志》……包括《古今》主办人朱朴、《逸经》主编谢兴尧、《文史》主编金性尧……以及各自的作者群。这里除了周作人，几乎都是文学史上的失踪者。在《周作人日记》中，曾有多次写瞿宣颖前来拜访。他为周作人的代表作《日本之再认识》，写过一篇《读〈日本之再认识〉》的评论，并为其《名人书简钞存》写了数百字的按语。

仔细想来，这两拨人多有交集，本质上是知识结构和趣味点近似的同一拨人，更像年龄断层的两边。旧名士们的辈分更长，文章更偏于文言。他们都成为瞿宣颖主编的《中和》月刊的作者。

《中和》月刊被瞿宣颖恢复成杂志的本意：“杂的志”。杂志没有编辑部成员名单，卷首语、编者按都署“编者、编辑部”，很多都是瞿宣颖亲自写的。凡是发现了未刊的名家手札、史料整理、新颖史论会立刻刊登，形成周作人、钱稻孙、徐一士、孙海波、柯昌泗、谢国桢、谢兴尧、傅芸子、傅增湘、俞陛云、周黎庵、金性尧、陈慎言、孙作云、张次溪等掌故、民俗学家的混合阵营。一时间，郭则沄在此连载《庚子诗鉴》《红楼真梦》，徐一士连载《近代笔记过眼录》，蒋尊祎连载《天治》；瞿宣颖自己连载《养和室随笔》《燕都览古诗话》《方志余记》，更连载先贤未刊著作如王闿运《湘绮楼集外文》、瞿元灿《公余琐记》、耆龄《赐砚斋日记》等。此前，他主持国立华北编译馆，日常还招集华北编译馆的干事、课长开会商议各项事宜，办公地址在北海公园内的清净斋，并负责主编《国立华北编译馆馆刊》。

《中和月刊（全十二册）》，《中和月刊》社 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9月版。

旧式的家庭关系是紧密的，瞿宣颖与亲友走动频繁。他对待亲友，干得最多的一件事，叫“序而刊之”（或“跋而刊之”）：把对方的未刊著作找来整理，作序、题跋、题词、题签、编校……直至印刷。他在《中和》月刊上开辟《超览楼藏耆贤书札》栏目，将家中所藏的郭嵩焘、俞樾书札等刊登出来。共同出身于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的名诗人黄濬被处决后，瞿宣颖将他的《花随人圣庵摭忆》从杂志上搜集起来，编纂成单行本并作序刊印。此版的纸张奇缺，仅印一百部，为藏书界珍品。据不完全统计，他为徐一士、张次溪、高伯雨、刘麟生等写过序；编校汪诒年纂辑的《汪穰卿先生传记》、燕谷老人《续孽海花》、连襟张其锽的《墨经通解》和《独志堂丛稿》，与表兄朱启钤共校姨父黄国瑾的《训真书屋遗稿》、校《贵州碑传集》等；为陈宗蕃《燕都从考》、张次溪《双肇楼丛书》、蔡正华《元剧联套述例》等题词；至于题写书名、刊名或自署更是平常。他对个人著作，几乎都作自序或编序例，并请人题签。历史的载体是文献和文物，文献最重要的是刊印。旧文人的风气是他的生活日常，而另一方面，他也在留住历史。

他与画家黄宾虹、齐白石相交甚好，另与陈衡恪、于非闇、陈半丁等相熟。他写了《宾虹论画》《齐白石翁画语录》等文，以记录与黄宾虹、齐白石谈画的金句，使得当时的只言片语，成为后学中珍贵的圭臬。1943年，年近七旬的张鸣岐来到北京。张鸣岐（1875—1945）即张韩斋，清末时的两广总督，为广西的现代化做了不少实事。此时做过总督的人在世者只有他和陈夔龙了。瞿宣颖来听他谈前清旧事，并随问随记，作《记所闻于张韩斋者》，晚年又修改为《记张韩斋督部语》一文，收入《补书堂文录》。两年后张鸣岐就逝世了。

早在1931年在沪时，瞿宣颖便为丈母娘曾纪芬笔录了《崇德老人自订年谱》，为丈母娘的父亲曾国藩写了本《曾文正公传略》和若干文章，为老丈人聂缉椝的父亲聂亦峰的公牍出版题跋……亲戚中的重要历史人物，都被他捋了一遍（他这样的人在古代叫“肉谱”）。就北洋政府的往事，他也写过《黎元洪复任总统记》《北洋政府内阁人物片段》等；就个人经历，有《故宅志》《塾中记》《解放十年中我的生活》等。当时没有口述史的概念，但瞿宣颖有做口述史的意识。口述史的整理者要在史学上不逊于口述者，能将口述梳理成文并校订正误，很见功力。

北平竟然集中了那么多的“文化遗老”，他们支撑起五四运动以来旧文学的半壁江山。瞿宣颖始终是旧体文学活动的组织者，正如他在五四时的《文体说》一文所讲：“欲求文体之活泼，乃莫善用于文言。”他知新而不忘旧，继续让传统文学在其自己的轨道上前行至今。

电视剧《觉醒年代》（2021）剧照。

存史之心

太史公有云：“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而到了民国，瞿宣颖作掌故学，是为了什么呢？

我想，可能是为了“存史”。

瞿宣颖生于清末，成就于民国。他所面对的改朝换代，结束的不是有清一代，而是两千年来所有的帝王，是整个古代的生活细节。中国从此没皇上了，那么有皇上时的一切都没用了。没用之物，首选是抛进垃圾堆，而不是送进博物馆。民国人不把晚清的东西当文物，越是当时的学者，越认为不值得进博物馆。经亨颐曾认为要把故宫卖掉，清宫秘档也变成八千麻袋的废纸出售，激进者多有废中医、废汉字、废旧戏的言论。改朝换代便是旧臣败家，新暴发户闪亮登场，京城八旗阶层败落，众多王公生活无以为继，哪顾得着存旧物？这便意味着历史中断。更何况瞿宣颖笔下那些“杂史”——历史的边角料呢？

而瞿宣颖自幼家中来往，无不是逊清重臣；他所求学、交往的无不是宿儒；家中翻检出前人的旧纸，无不是郭嵩焘、康有为、岑春煊等一辈名士之间的通信手札。他的掌故学有一半是天生而来的：自家和亲友即为半部近代史，任何旧事旧识都是写掌故的素材。他有意识甚至是下意识地保存家族、亲友和个人的史料，好像是一位每天都为孩子拍照的父亲，也像任何东西都要搜集的收藏者。四十岁时，瞿宣颖因兄丧，从河北省政府秘书长和河北省通志馆馆长的职位上辞职返京，客观上给了他编校先人著作的时间。为了恪守母亲傅太夫人的遗命，他整理并刊印了线装铅印本的《长沙瞿氏丛刊》二十卷，包括瞿氏三代的文稿、家谱，特别是父亲瞿鸿禨的《超览楼诗稿》等，因为“苟不汇集刊行，实惟散失之惧”，“家谱与方志，皆为国史之根源”。编国史所练就的功力，首先要用在编家史上。

纵观他一生工作的“标准流程”，始终是：成立学术组织——搜集整理史料——研究并讲学著述——编校前人著述——序而刊之。就像旧时文人造园，请人将园林画成长卷，雅集时每人于长卷后题词作诗，自己再作总序，把诗文绘画，付之桑梓。众人吹拉弹唱，尽欢而散。多年后江山易主，园林荒废，老友凋零，此时展卷重读，借着夕阳念旧时春光。

《杶庐所闻录 养和室随笔》，瞿兑之 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3月版。

因为时局的变化，他不得不于1946年离开北京寓居上海，并独居卖文为生。而最终在“文革”中被抄家，瞿家世代的收藏连同他大量的文稿散失殆尽。他本人75岁时入狱，并在80岁时死于狱中。这五年他除了一些自述和交代材料以外无法治学写作。然而，他毕竟留下了大多数的著作，留下了瞿氏家史、北京史志及自身带来的掌故。即便在不能出版时，他仍整理好了平生的《补书堂诗录》《补书堂文录》，并影印、油印后藏之名山，传之后世。他一个人几乎干了三个人，甚至十个人的活儿。如今瞿宣颖仍有大量未刊手稿、书信藏于各大图书馆或民间藏家手中，时常出现在拍卖会上。更有大量秘辛从未写过或讲过，被他带走了。

他的先知之举还有：在抗战前把瞿家残存的古籍1811种共59769卷运到北平，寄存国立北平图书馆，图书馆编印了《瞿氏补书堂寄存藏书目录》，连双方交涉的通信和律师证明一并印上。书是永久的“寄存”了，但长沙故宅是彻底在战乱中毁掉了，“寄存”总比毁掉要好。

每个家族，每位名士都成于时代，兴于时代，最终湮灭于时代。长沙“善化相国”一家，从瞿鸿禨到瞿宣颖，在官职、财产、家传文物、藏书方面都“代降一等”，直至被抄家后损失殆尽——这是推翻旧文化，打造新文化的必然；但在诗文学术上并未下降，直至瞿宣颖的侄子瞿同祖（1910—2008），又是一代大家。同样，尽管历经破坏和拆迁的风险，杭州永福寺畔的瞿鸿禨墓总算保住了。世事变迁没能给瞿家人留下家传的藏书、文物和财产，但留下了前辈著作、家谱、子孙和祖坟——在物的层面没保住，但人和精神的层面保住了，算是不幸中的万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