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苏轼并非孤立无援，乌台诗案可谓举国震动，不少人都出面营救苏轼。当神宗依旧犹豫不决时，宰相吴充对他说：“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曹太后也替苏轼说话：“昔仁宗策贤良，归喜曰：‘吾今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今杀之可乎?”就连已经退居金陵，曾为苏轼政敌的王安石也上书神宗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宋史》)章惇等人亦出面力挽。由于苏轼很得民心，他下狱受审以后，远在湖州、杭州的老百姓也天天为他焚香念佛，祈祷平安。

众人的营救，加上北宋厚待士大夫的传统，最终令苏轼捡回来一条命，他被贬谪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此结束。不过，这场诗案牵连甚广，驸马王诜因泄露机密给苏轼，被削除一切官爵;王巩被发配西南;苏辙由于家庭连带关系，遭受降职处分;司马光等苏轼好友也受到处罚。

“乌台诗案”对于苏轼来说，是他人生的转折点，这场诗案，令他明白官场的残酷，也让他倍加珍惜自己的一切。苏轼的写作风格在乌台诗案以后有了巨大的转变，这也让他在文学上的造诣更进一步。可能，苏轼苏东坡，本就不适合尔虞我诈的官场，写诗作词，为民修堤，才是他的归属。

这首词的主题时苏轼在他遭受到政治上的挫败以后，在黄州，俯揽江山美景，缅怀千古英雄人物，反思自己的一生，有一种怀才不遇的心境。

苏轼在追求现实处境的超越的同时，有对残酷官僚暗斗的鄙弃，有对仕途生涯的厌倦，有有摆脱名利枷锁的强烈愿望，有对忧患心情的自我消解，对心灵创伤的抚慰，对精神解脱的向往，思想感情是十分复杂的。

总的来说，苏轼的词以表现抒发士大夫的情志的创作心里，风格上打破了专门以婉丽柔媚为美的局限，转变为具有多样性的审美风格。气象宏大，风格豪放旷达、雄健清刚。

苏轼的豪放旷达风格，既是他个性的真切表现，也是他清醒的审美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