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月7日，陈毅、宋时轮复电中共中央华中分局，明确表示，同意华中分局4日晨关于陇海路东段战役的作战计划，希望陇海东段之破击能按期开始。同时请“张云逸、饶漱石、黎玉调集滨海附近部队，配合华中部队破击海州附近铁道，并相机夺取海州。”
1946年1月11日，粟裕对攻打并控制陇海路东段的战斗部署致电陈毅、张云逸、饶漱石、黎玉、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并报中央。在电报中，粟裕对张(震)纵、陶（勇）纵，及5分区、6分区等地方团队的主攻方向一一作了周密安排。
时任华中野战军8纵副政委的伍洪祥为了赶上参加陇海路东段战役，随华中野战军政治部主任钟期光一起，赶到宿县，向8纵正式报到。
伍洪祥（新中国成立后任福建省副省长，福建省席政协主席）回忆：
“1946年1月4日，华中野战军8纵队奉命兼程北上，1月11日夜，8纵队与其他兄弟部队配合，迅速包围了从炮车车站到新安镇一线的日军第65师团和伪军第35师。在我军事进攻和政治攻势之下，有三个据点的日军被迫投降。但驻新安镇的日军联队拒绝投降，向海州方向突围。我军立即追击，经过三天激战，将敌大部消灭，生俘日军600多人，伪军1000多人。”
在陇海路东段战役政治攻势中，当时新四军敌军工作干部都到对日战斗前沿。伍洪祥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苏中联络部部长谢镇军通过阵地对日军喊话，争取了日军一个中队缴械投降。随后通过已投降的日军进行喊话，促使另一个车站的日军投降。”
在伍洪祥的回忆录里，我们看到了谢镇军的名字，但是当我们找到谢镇军的家人时，了解到谢镇军已于1964年去世。
伍洪祥说的谢镇军就是谢莫京的弟弟，1934年，16岁的谢镇军东渡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参加了中共东京支部组织的读书会。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谢镇军愤然放弃学业回国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同年9月在家乡梅县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梅县中心县委劳工部长。
1938年5月，因革命工作需要，组织上安排调至皖南新四军军政治部敌工部工作。在陇海路东段战役期间，谢镇军任新四军苏中二地委敌军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书记、联络部部长，谢莫京在新四军第1师政治部联络部任干事、支部书记。
谢镇军的夫人、现年93岁的新四军老战士，原18旅政治部联络部敌工科干事郭冰回忆：谢镇军是以少校军衔身份在草桥、新安镇参加对日军受降的。
草桥受降，目前尚未找到详细的文字记载。
2016年3月，我们电话连线采访了正在住院的原成都警备区司令、现年97岁的张玉成，高邮战役胜利后，张玉成在新四军华中野战军第8纵队第64团当副营长。
张玉成回忆：“当陇海路东段的一个日军联队同意放下武器、缴械投降后，我率战士们冲进了日军驻地，一进营地，就看见院内枪支弹药排放整齐，当战士们前去扛机枪、拿炮弹时，投降的日军突然嚷了起来，不准我们动武器。由于语言不通，双方互相指责，甚至动了手。后来才知道，日军要求我们派最高长官举行签收仪式……”
张玉成当时的所在部队是第8纵队第64团，而炮车车站新四军和日军签署《受降条约书》并接收日军武器的是第8纵队第70团。可见，这两次受降是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分别进行的。
《受降条约书》是陈超凡拍照所得
据谢莫京口述，这份《受降条约书》是谢莫京的爱人、当年时任华中野战军政治部联络部部长陈超凡（原名陈超寰）用缴获的日军相机拍照并珍藏的。
在陈超凡遗留的一本小相册里，除了有两张中日文对照的陇海路东段日军《受降条约书》影印件外，还有不同时期“日本人民反战同盟”“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的日本友人照片，及新四军战友的照片。
陈超凡出身华侨，1933年在北平读书时秘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因逃避国民党对北平共产党的追捕，东渡日本读书，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系。1937年回国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4月，谢莫京同陈超凡一起参加了新四军。在谢莫京的记忆中，陈超凡参加新四军的第一天起，就与敌军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香河正男，是抗日战争时期人们十分熟悉的新四军中的日本籍战士。他从1938年在日本被征入伍来到中国，至1958年返回日本——整整20年，命运随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跌宕起伏。但是，他人生真正有价值的政治生命是新四军给他的，促使他从一个日军战俘转变成新四军的“国际友人”，继而加入新四军，参加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后又负责日本人民解放联盟苏中支部对日军战斗。
香河正男曾这样回忆初见陈超凡的情景：
“我们被俘时，看到会讲一口流利日语的新四军干部，上衣口袋插了两支钢笔，听说还是留日学生，十分惊讶。他说话面带微笑，不像是教官讲的‘支那野蛮人’，惊魂未定的心一下子放松了许多。”
香河正男和日军战俘被送到新四军军部后，不但得到新四军医院军医精心治疗，新四军军长叶挺还到医院看望，并和香河正男坐在一起照相。
叶挺到医院看望被俘的日军士兵田畑作造（中）和香河正男（右)。
战争亲历者、时任新四军华中野战军第8纵队第66团政委、现年98岁的姚力（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务院科教组、教育部负责人、浙江农业大学党委书记）曾撰文回忆：
“为争取高邮的日伪军缴械投降，华中军区组织了强大的政治攻势，派军区敌工部长陈超凡（1945年10月，新四军华中野战军成立，陈超凡任政治部联络部副部长；11月，陈超凡任联络部部长）同志率领一批敌工干部和十多名‘日本人反战同盟’和‘朝鲜解放同盟’的同志，配合我军作战部队向高邮城内日军开展攻心战，他们在靠近阵地前沿，用日语向日军喊话，宣读日本天皇投降诏书，播放引发日军士兵思乡、思亲的日本歌曲，还把事先已经编写油印的日文劝降传单，扎成放飞的日文风筝，利用弓箭和迫击炮弹向城内日军散发，规劝日军、伪军放下武器。高邮战斗胜利后，陈超凡参加并主持了高邮战役日军受降仪式。”
1946年1月11日，华中野战军在山东鲁南、滨海两军区武装的配合下，向拒绝投降的日伪军发起了陇海路东段战役。《新四军征战日志》记载：“11日晚，各部开始破击，战至13日24时，各部停止战斗。共攻占运河车站、炮车车站、大许家、碾庄、曹八集、黄庄、草桥、瓦窑等据点，歼拒降日伪军2800余人。”
1946年1月10日，国共两党签署停战协议，双方同时颁发停战令，13日24时生效。
短短两天，新四军控制了陇海路铁路南北路段130多公里，从而完成了华中、山东两大解放区联成一片的战略任务，为此后华中、山东，我军纵深迂回、南北机动、协同配合举行宿北、鲁南等战役大打歼灭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战场条件。
这份《受降条约书》，就是陇海路东段战役炮车车站日军向新四军缴械投降的历史见证。
1949年秋，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进军福建。照片从左到右依次为：刘培善（十兵团副政委、政治部主任）、韦国清（十兵团政委）、叶飞（十兵团司令员）、陈铁君（十兵团副参谋长）、陈超凡（十兵团直属政治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