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宋朝靖康南渡后，中原的华夏政权与敌人相交时，“和”“战”主张便处于一种不平衡状态。在强敌当前时，不管有没有力量，凡是主张“战”者，能占据道德的制高点，哪怕自不量力，但民间的评价总是较高；相反，主张“议和”总是与丧权辱国、胆怯畏敌甚至汉奸形象联系在一起。若以个人的公共形象与历史评价考量，一个大人物主战比主和的风险要小得多。
其实在中国的汉、唐两个最为强大的王朝也有过不得不议和的屈辱史。汉初有高祖白登山之围，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靠“和亲”来维系与匈奴的关系；陈寅恪在《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中说:
独唐高祖起兵太原时，实称臣于突厥，而太宗又为此事谋主，后来史臣颇讳饰之，以至其事之本末不明显于后世。
后来因为汉武帝时国势强盛，彻底击败了匈奴。唐朝自太宗开始，通过五次与突厥的战争，彻底击败东、西突厥，唐朝皇帝被游牧民族奉为“天可汗”。于是，当初的屈辱历史在胜利后反成为卧薪尝胆的佳话。宋以后，中原政权对北方的异族政权，胜少败多，长期处于劣势。越是弱势，越忌讳于和谈。而不惜一战的调门反而能博得喝彩声。
韩侂胄的悲剧很具有典型性。
韩侂胄（tuōzhòu）（1152年－1207年），字节夫，相州安阳（今河南安阳）人。他出生名门，是魏郡王韩琦的曾孙。韩琦是北宋名臣，宋夏战争爆发后，他与范仲淹率军防御西夏，在军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人称“韩范”。后又与范仲淹、富弼等主持“庆历新政”。韩琦为相十载、辅佐三朝，为北宋的繁荣发展做出了贡献。
与祖上有大功不同，韩侂胄能居于高位，不是治国安邦有什么出众的贡献。他是宪圣皇后吴氏之甥，恭淑皇后韩氏叔祖，是外戚。他以恩荫入仕，也不像韩琦那样进士出身，考出来的。淳熙末年以汝州防御使知閤门事。绍熙五年，与宗亲赵汝愚等人策划绍熙内禅，拥立宋宁宗赵扩即位，以“翼戴之功”，初封开府仪同三司，而后官至太师、平章军国事。可以说，外戚的裙带关系和关键时刻的投机让他位极人臣。
李自成的大顺军和明朝是一对天然的敌人，从李自成参加农民起义以来，李自成与明朝斗争了十几年，然而在李自成和明朝双双寿终正寝之后，大顺军的余部和明朝的残余政权南明之间却成了一对盟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