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时战士受伤怎么办? 有的竟能混到敌军里去治

抗战期间，中国红十字会的成员正在为一名被炸伤的妇女包扎治疗

1940年9月，中国医科大学在延安挂牌成立，这是一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培养专业医疗技术人才的学校；其办学目标是“培养革命的技术优良的卫生干部，适应抗战建国的需要，为民族解放与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中国医科大学无疑是属于八路军的军医学校，此时的它，已伴随红色军队走过了9年的峥嵘岁月，其前身正是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

早在1931年11月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时，为了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首任校长由贺龙担任。1932年2月，医校在江西雩都（现于都）举行第一期开学典礼，毛泽东为学校确立了“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红色医生”的办学方针，当年10月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设立政治处、教育处和总务处。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军医学校，尽管条件艰苦，卫校还是陆续开设了调剂班、看护班、卫生员班和卫生长班，为红军培养专业的军医技术人员。在长征前，这所医校共培养军医班学员181名、调剂班学员75名、看护班学员300名、保健班学员123名、研究班学员7名，总计686名。

与国民政府相比，红军的办学环境要恶劣得多，仅在成立两年后，因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卫校也被迫离开江西，随红军踏上长征之路。卫校师生随中国工农红军四渡赤水，两过乌江，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边行军、边办学。长征途中大小战斗无数，卫校师生还要担任伤员救护工作。不过对于十万红军而言，卫校的那点人马是杯水车薪，应该说大多数负伤或生病的红军是很难得到及时救助的。那么问题来了，红军如何救治自己的伤员？

身穿八路军制服的红色军医殷希彭

长征之初，红军是举国搬迁，莫说是各种药品和医疗仪器，甚至连医院里的X光机都带上了，但遭逢国民党方面的多次围追堵截后，这些器材大多遗失在途中，部队进入川黔时已基本丢光了。这时红军若负伤了，除因陋就简的疗救外，也出现了不少剑走偏锋的方法，最有趣的就是到国民党军队中去治。据时任红三军团11团政治部主任的王平回忆，长征至赤水河地区时，红军与国民党部队甚至走在同一条路上，双方的战士们交织在一起，却并没有开火，“（红军里）有的部队穿着国民党军队的衣服，在国民党军队中来回穿插，有些掉队伤员还到国民党军队里上药。”

当然，还跑能到对方阵营中去上药的，多是轻伤伤员，若是重伤至不能行走者，那只能被安顿在当地百姓家了。当年参加红军的小司号员代廷芳回忆，自己在长征途中突发疝气，军中无人能治，年龄大一些的红军战士先是找了些草药给他吃，仍不见好，最后只得将他安顿在陈县的一户人家疗养，但他也从此脱离了红军，许多红军其实也是这样因生病或负伤而掉队的。

抗战全面爆发后，已在延安站稳脚跟的八路军医疗条件比红军时期进了一大步，1940年卫校更名中国医科大学正是医疗教育上扩大与规范的标志。但中共建立的各个抗日根据地仍处于举步维艰之境。以晋察冀根据地为例，抗战之初，此处医疗卫生人才奇缺，军区卫生部成立之初仅有36人，而且这36人里还包括勤杂人员，剩下的医务人员大多数是看护。至于部队中有的团连医生都没有，有的只是没有受过任何正规训练、走街串巷的游方郎中，医疗水平低。情况通常是“男八路看病，大夫顺手给男八路一个通经丸。给人看病敷衍了事，不钻研业务，看小说”。基于这些问题，八路军展开动员，号召具有爱国思想的专业医疗工作者来到边区。

董荣的新四军第2师军医处卫生学校毕业证书

动员展开后，许多从事医疗的专业爱国人士相继来援，如微生物学教授刘璞、儿科专家陈淇园、眼科专家张文奇等一大批医疗工作者响应号召，舍弃名利，来到边区服务，大大改善八路军的医疗情况。其中有一位叫殷希彭的教授，曾于1931年获日本东京庆应大学病理学博士学位，医术高超，这位殷教授不仅放弃了优沃的生活来到根据地，还动员两个儿子参加八路军，1943年，他的长子在反扫荡战斗中殉国，年仅17岁的次子也在同年遭敌机轰炸牺牲，可谓满门忠烈。

正是有了这一批爱国医者的支持，根据地医疗条件突飞猛进，1939年9月18日，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正式成立，帮助这所军医学校编写《外科教材》，建立一整套医疗救护制度的人，正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白求恩，他是另一批对中国战地医护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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