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悍然发动侵苏战争。战争一开始，千千万万苏联红军官兵被德军俘虏，很快，苏军不少部队就出现了兵员严重短缺现象。而此时苏联的大小监狱和劳改营中正关押着千千万万的囚犯。从1941年7月开始，莫斯科各监狱的大部分犯人被押解撤离首都，苏联政府担心守不住莫斯科，因此不希望监狱里的犯人落入德国人之手，成为敌人的帮凶。正是出于这种担心，各监狱中被苏联政府视为“最危险的犯人”先后被枪决。
但不久，苏联政府就意识到可以利用囚犯为战争提供服务。1939年6月15日，苏联政府发布了一项命令，禁止因为犯人表现出色而提前将其释放，这一规定使那些已经快释放的人又要在监狱或劳改营里待上若干岁月。
开战不久，囚犯就开始在苏联各军工企业和各劳改营所属工厂里超负荷劳动。苏联把现有的一切物资都集中于军工生产，工厂、车间、生产部门实行战时工作制度，工人们分三班上岗，设备满负荷运转，劳动纪律大大强化，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干劲。如此高强度、超负荷的强制性劳役自然会产生效率，可是，大批的囚犯在这种高强度、超负荷的强制性劳役中死去。
囚犯们还参与了国防企业或军工厂的工程建设项目。各人民委员部纷纷向内务人民委员部索要廉价劳动力，贝利亚便时常收到类似的请求。犯人们不仅被强制建设铁路、桥梁和其他国防建筑工程，而且被用来采煤、伐木等，这些工程都是在高度强制下完成的。正是这数百万的囚犯建设者的超负荷劳役，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而正是这些奇迹为苏联赢得战争提供了有力保障。
在苏联监狱和劳改营中，关押着一大批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其中不乏各领域的专家和教授。“在普通的正常人中间，发明家要比我们猜想到的多得多。在劳改营里他们更是多不胜数。要想法脱身出去啊。发明活动是一种不受子弹和毒打威胁的逃跑形式。”然而，只有少数囚犯能够成功地通过自己的发明创造获得自由，相当多的囚犯往往并不能遂愿。比如，“从霍夫林诺劳改营来的列别捷夫是一个无线电报务员。他的发明已经遭到回绝，无需保密了，所以现在向我透露说，他发现了罗盘针在蒜味影响下的偏离效应。由此他发现了用气味调制高频振荡的途径，用这个方法可以实现气味的远距离传输。然而，政府人士不认为这个方案有军事上的好处，不感兴趣。就是说，没能得手。你或者留下来继续受罪，或者再想出点什么更好的名堂来”。
战争中，囚犯还直接拿起武器到前线去跟侵略者厮杀。当战局越来越危急、各部队兵员短缺越来越严重时，苏联领导人才同意在一定条件下，将一部分犯人从监狱和劳改营里抽调出来送往前线戴罪立功。结果，这些特殊战士大多数都阵亡了，这样一来，不仅他们本人获得了最终解脱，而且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赎回了自己对祖国的罪行”，还保全了自己及家人的名誉，使家人不再受到连累。一些在战场上表现突出的囚犯战士，被撤销了原先的违法、犯罪、判决记录，获得了自由公民的身份，个别人甚至还被申请授予政府奖励。也许，正是因为有改变命运的可能，不少囚犯或其亲人纷纷请求允许他们上前线去戴罪立功。
囚犯这一特殊身份，注定了这一特殊群体在战争期间相对于普通军民而言，要作出特殊的贡献，因为似乎唯有如此才能减轻自己的罪行，只有戴罪立功才有可能获得新生。问题在于，所谓的囚犯中，大量的人并不是真的犯有什么罪行，而往往是被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入狱的。比如，1937年10月21日被逮捕的著名航空设计师А.Н.图波列夫，被指控“从事间谍勾当和敌对破坏活动”，其实没有任何证据。千千万万人就是这样获罪而身陷囹圄的。本没有犯罪却沦为囚犯，继而必须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超负荷的劳役、异乎寻常的奉献乃至最终流血牺牲来洗刷自己的“罪行”，这实在是二战时期一个非常滑稽而荒诞的历史现象。
囚犯们所获得的最高奖励只是获释成为自由人，可是被获释者却很少。而看押囚犯的狱方和劳改营管理人员却因为他们对囚犯看管有方、治理有法而获得了苏联政府的重奖。生产武器、制造弹药的是广大的工人和千千万万的囚犯，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的却是贝利亚，尽管他本人不曾动手生产过武器、制造过弹药。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贝利亚从劳改营管理总局的生产能力中榨取了所能榨取的一切。”
总之，战争期间苏联政府对待囚犯的政策至少存在着值得商榷的问题。比如：仅仅因为旷工或者迟到就沦为囚犯；只是因为曾经被敌军包围过、俘虏过就要被关进劳改营和特种营沦为囚犯，哪怕是历经千辛万苦才突破了敌人的包围，逃脱了敌人的俘虏营，哪怕是坚贞不屈、不曾有丝毫的变节行径；甚至有幸上了前线去戴罪立功之后，也往往被安排在危险最大、死亡率最高的“惩戒连”“惩戒营”里。这显然是一种践踏人格的举措。如此种种，与人性和人道主义大大相悖，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战争的最高境界是什么？不战而屈人之兵。二战期间，盟军有一支神秘的作战部队，在友军扛枪、架炮上战场撕杀时，他们却使用充气玩具和乐器音响演戏，然而战斗力却照样强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