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1945年上映的美国电影《龙种》，内容讲述中国军民抗日故事，政治上可谓十分正确。只是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作为背景音乐的《义勇军进行曲》成了麻烦。“警总”的解决办法是，收集岛内所有的《龙种》拷贝，销毁这首歌的原声音轨。
如是严禁下，《义勇军进行曲》在台湾公众场合消失了20多年。然而一场乌龙事件，令它因缘际会地被当局者重新提起：
1974年11月24日，国民党建党80周年，台视公司以特别节目“献忠诚”。结果节目一播出，先把“警总”给吓坏了——雄壮如云的背景音乐，正是《东方红》。
本已不负责查禁歌曲的“警总”再次出手，把台视给查了个鸡飞狗跳，终于找到始作俑者：一位杨姓音效师。他没听过《东方红》，只是在一张进口的背景音乐唱片中发现它的旋律不错，就放进了节目里；由于它是禁歌，台里从上到下都没听过，就这么让《东方红》蒙混过关。
《东方红》事件的深层原因在于，蒋介石统治晚期，台湾政治氛围表面上肃杀，实则日渐松弛。1973年，查禁歌曲的职责由“警总”转移到“行政院新闻局”。“笔杆子”管理者只是下令歌曲出版、播送前一律事先送审，每周一次的审查会议也是敷衍了事，结果捅出了大娄子。
事后，为了防止类似事件，有关部门组织了培训班，播放《义勇军进行曲》在内的一系列禁歌，供各机关、媒体“辨识”。
至于那位音效师，再也没有人知道他的消息。
不知怎么就“解禁”了
在公开场合，《义勇军进行曲》一直是不可逾越的雷池。直到1985年，有个女作家公然打破禁令，在一场有几千人参与的演讲会上唱起了它。
她叫三毛，很早就说过“两岸不能再分离了”。以台湾威权时代的背景，三毛此举就算不导致“人间蒸发”，也会成为被禁言的政治牺牲品。但令人没想到的是，如此“大逆不道”，三毛最终却安然无恙。
这与蒋经国的怀柔政策不无关系。连民进党在台北圆山饭店决议创立的时候，小蒋都没有痛下杀手，何况唱禁歌这种“小事”。在复杂的时代背景及当权者个人理念下，许多足以无限上纲的越界行为，被当局似是而非地忽视了。
这是个权力极大的机关，全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也就是委员长蒋介石的直接办事机构，因为蒋介石一直把持着军委会委员长这个职务，所以其“权倾朝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