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匈奴帝国的崛起与秦汉大一统几乎同步？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历史事实就是，在中原的“冠带之国”基本完成了自然边疆的拓展之后，他们立刻面临着同样“分裂”的草原“国家”的对峙。

《史记·匈奴传》这样记载这个现象：

於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而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其後燕有贤将秦开，为质於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卻千馀里。与荆轲刺秦王秦舞阳者，开之孙也。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当是之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於匈奴。其後赵将李牧时，匈奴不敢入赵边。

紧跟着是秦朝的统一，收河南地，以河为塞，也就是控制了河套地区，驱逐了原本在此的匈奴力量。这样，我们可以了解战国末期和秦朝时匈奴的分布，实际上是在秦长城的北方，即今天内蒙古西部到内蒙古东部、辽宁省的范围内，而与它并立的，仍有大月氏和东胡。

《汉书·西域传》：

大月氏本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十余万，故强轻匈奴。本居敦煌、祁连间，至昌顿单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单于杀月氏，以其头为饮器，月氏乃远去，过大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都妫水北为王庭。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

更确切的位置，括地志云：“凉、甘、肃、延、沙等州地，本月氏国。”也就是河西走廊到汉朝的上郡高奴县（唐代时的延州地），在今天的陕北延安附近。

东胡的位置，最早在燕国北方，所谓“燕北有东胡、山戎”，在被冒顿单于大败之后退保乌桓山。

然而，等到匈奴的新单于“冒顿”即位，时间为秦二世元年，匈奴帝国开始了高歌猛进的扩张，《史记·匈奴传》：

东胡初轻冒顿，不为备。及冒顿以兵至，击，大破灭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既归，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遂侵燕、代。

这里有个字，大家注意下——“复”，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的“复”当收复失地讲，也就是说，在汉代人的概念里，河南地本身是匈奴故地，并非冠带之国的“固有边界”。

按照《史记·匈奴传》的说法：然至冒顿而匈奴最彊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其世传国官号乃可得而记云。

匈奴最强大的时代，是将“北夷”都收入麾下，南与“中国”为敌国，此处的中国就是中原，其时间，正是秦末汉初之际，

汉高祖刘邦复建的大一统国家，与冒顿单于首创的大一统游牧帝国形成了并立。

这是不是巧合？

在传统的历史解释里，这还真就是一个巧合，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在农牧分界线，也就是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以北地区，游牧生产方式的由于家畜蓄养的生产特性，需要分散的、广阔的草场，否则集中的牧群会迅速毁灭所在地的脆弱生态平衡，进而导致牲畜的大量死亡，最终危及牧民的存亡。

然而，游牧国家的产生却必然伴随着“集中式”的管理，包括匈奴帝国的季节性大会，见《史记·匈奴传》：

茏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茏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马肥，大会蹛林，课校人畜计。

这一系列的带有宗教性质的活动，都是匈奴单于对于大小君长的集中管束，以展示其权威。

此外，各个部落本身，也会存在区域聚居的特征，也就是拥有相对固定的“牧地”，从而减少“游牧部落”之间的摩擦，而这两种“集中”，本身都是与游牧生产、生活方式的天然分散性相违逆的，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归根结底即在于部落属民对于“君长”的某种必然依赖。

对此，根据欧文·拉铁摩尔和巴菲尔德的理论，本身具有超强移动性和相对组织松散的游牧人群要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有赖于其上层统治者对稀缺资源的垄断和再分配的权力，而这个稀缺资源就来自于所谓的朝贡贸易。而能够提供一个草原帝国维持的岁币，也只有一个统一的中原王朝能够支撑。

这种说法过于强调了朝贡贸易的重要性，事实上，真正的威胁可能恰恰与之相反。

在中原地区没有聚集在一个“秦制帝国”之下的时代，草原和农耕地区的贸易应该更广泛地以多孔道的方式存在，进而反哺草原单一的生产、生活方式，此时的草原民族，并不迫切需要一个大的政治体来与贸易伙伴进行议价，只有当新的帝国产生，既有意愿，也有能力在整个长城沿线断绝这些千丝万缕的经济练习时，才引发了草原上必然的物资短缺。

而秦汉之际，正处于这样两个中原大帝国的交替之间，此时的混乱，复兴了战国时代的贸易，为“近塞”的匈奴人提供了足够的物资和“逃人”，以及避免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军事威胁，使得冒顿单于的崛起成为可能。

而对旧的秦帝国的威力的恐惧，又加剧了匈奴人对于自身力量扩充的必然需求，进而刺激了冒顿单于时代大规模的扩张。

而《史记·匈奴列传》中的记载已经明确说明了这一点：遂侵燕、代。是时汉兵与项羽相距，中国罢於兵革，以故冒顿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馀万。

哪怕是在冒顿的极盛时代，对于“中国”的侵袭，也以“燕、代”为主，而这里，从秦亡至汉文帝的时代，都不属于真正的“汉郡”，而是诸侯王管辖下的“边地”。

最重要的事实是，燕、代的北部，实际上都是战国时代燕国和赵国从游牧人手中夺去的地盘，在生产生活方式上，冠带之国的移民没有达到一定规模的情况下，当地应该仍是半耕半牧，甚至全牧业为主。

匈奴帝国对于相关地域的争夺，既是探寻自身“自然边疆”的过程，也是胁迫这些“小政治经济实体”继续保持农牧之间贸易经济联系的手段，而后者，对于游牧帝国甚至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此时，能够压倒中原政治实体，拥有灵活调动整个草原军事力量的帝国也就应运而生，也不得不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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