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马海德认识了改变他未来人生轨迹的3个人：一位是美国记者、作家史沫特莱女士；另一位是上海租界督察、新西兰人路易·艾黎；第三位便是宋庆龄。“听父亲讲，在一次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的家庭舞会上，他对面坐着一位个子不高，却非常美丽、高雅的女士。父亲走上前去请她跳舞，后来才得知，这位女士就是国父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在他们的影响下，父亲逐步转变成为一名思想进步的青年。”
周幼马说，父亲是工人家庭出身，由于是外来移民，因而受到美国社会的歧视。当时西方正处在经济不景气时期，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正在完成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经济蒸蒸日上。这一系列因素，加上在上海受到进步思想影响，使父亲逐步树立起了参加中国革命、为中国人民服务的信念。也是从那时起，宋庆龄和艾黎成了马海德最忠实的朋友和老师，不管风云如何变幻，对父亲来说，他们都是最值得信赖的人。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经过湘江血战、艰苦的长征，来到了荒凉的陕北。那时，从司令到战士，乃至随军家属的健康状况都令毛泽东非常担忧。当时，红军中没有一名受过专业训练的医生。1936年3月，毛泽东请宋庆龄帮助找一名医术水平高的外国医生来陕北苏区。“毛主席之所以要找外国医生，大概是考虑外国人容易通过国民党的封锁线。于是宋庆龄找来了我的父亲。”
1936年3月，马海德来到了西安，3个月后，宋庆龄请他到家里谈话。“宋庆龄交给父亲半张5英镑的纸币，并叮嘱他会有人拿着另一半纸币和父亲联络，如果纸币对得上，父亲就随他走。”于是，马海德踏上了寻找红军的道路。他先联络上要去陕北苏区采访的记者斯诺，两人一起住在西安的西京招待所等候。不久，一个商人模样、自称卖古玩的人，拿着半张5英镑纸币和他们接上了头。“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共地下党特工‘董牧师’。在临潼温泉，他们与中共保卫部部长邓发秘密会面，当地到处可见悬赏200大洋换‘共匪’邓发人头的告示。在为父亲和斯诺安排行程时，邓发用带有广东腔的英文说：‘本打算用张学良的飞机送你们去延安，但他的美国飞行员是新来的，不十分了解，执行这样的任务，难保他不会说出去。’”就这样，马海德和斯诺乘军车先来到延安，随后牵着毛驴进入中国工农红军的临时驻地保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