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又有人指出，南宋时的官话是江淮方言，江淮话里的“莫须有”（念“嘛需有”）就是不需有的意思。秦桧的潜台词是：这件事皇帝老子已经定了，不需要什么理由，案情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凿，都无所谓。
总之，“莫须有”不是罪名本身，而是形容罪名的荒谬不实以及罗织罪名的方式阴险毒辣、卑鄙无耻，并进一步演化成冤狱和冤案的代名词。
宋太祖赵匡胤是通过陈桥兵变从后周的孤儿寡母手里夺取政权的，其行径与郭威篡夺后汉江山如出一辙。为了根除唐末以来武人专横、篡窃成风的局面，宋太祖确立了重文抑武、强干弱枝的基本国策。此后，防范武将尾大不掉一直是宋朝历代皇帝恪守不渝的“祖宗家法”。南宋初年，面对金人的攻势，为了维系朝廷的生存，宋高宗不得不提高武将的权力和地位，但这只是权宜之计。
通过南宋军民的浴血奋战，宋金对峙的格局逐步形成。绍兴十年（1140年），宋军在与金军主力较量中取得几次大捷，更表明宋金军事力量的对比，初步实现了强弱易位。但此时宋高宗念兹在兹的不是复仇雪耻，而是害怕武将势力的强大。在此形势下，宋高宗重用秦桧，一方面加快屈己求和的步伐，另一方面加紧策划削夺前方大将的兵权。
俗话说：“枪打出头鸟。”岳飞在南宋“中兴四将”里出身最低，资历最浅，但功劳最大，崛起最快。他不但力主抗战、恢复中原，而且在他的调教下，“岳家军”成为金人最忌惮的劲敌。
金兀术在给秦桧的信中明确要求：“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于是，岳飞成了金朝和南宋当权者共同的眼中钉、肉中刺。同时，岳飞自身的性格特点和行为方式的某些“疏漏”也加深了宋高宗等人对他的忌恨，最终招来杀身之祸。朱熹说他“恃才而不自晦”，刚强固执，不知韬晦；《宋史》说他“忠愤激烈，议论持正，不挫于人”。
当时将领几乎人人皆贪，岳飞却洁身自好，“凡有颁犒，均给军吏，秋毫不私”，还训令部属“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并一再声称：“敌未灭，何以家为？”昔日范增说刘邦“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岳飞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宋朝皇帝最忌讳文武勾结，岳飞却留意笔翰，“好贤礼士，览经史，雅歌投壶，恂恂如书生”，一副儒将派头，岂非“沽名钓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