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蒋介石被部属扣押，使他感到屈辱、沮丧、悲伤和愤怒。12月12日黎明时分，当他在骊山虎斑石后被张学良的部下活捉时，他说：“余为蒋委员长，今既为你等所执，你应即可将余枪毙。但余尚为你之上官，除枪毙余以外，你不得对余有所侮辱。”(蒋介石日记，12月12日)他自被扣押西安绥靖公署杨虎城总部新城大楼后，态度羞愤绝望，不吃不喝，并坚决拒绝和张学良谈判国事；让他迁移到张学良公馆附近的金家巷高桂滋公馆，他以行政院长应住其直属机关西安绥靖公署为由而拒绝，且称张学良如果不送他回南京，他就死在这里。他在13日的日记中表白：“生而辱，不如死而荣。”他决心自尽。
第二，担心中共会乘机除掉他。蒋介石深知，自1927年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十年来国共两党处于对立状态，无数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被屠杀；共产党会利用这个机会，主张杀掉他，事实上，当中共中央收到张学良电报得知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如何处置蒋介石的问题上，一度杀蒋复仇主义占了上风，认为现在是清算血债的时候了，不过，共产党很快调整了策略，确定了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第三，恐惧西安方面孤注一掷。蒋介石的生命安全取决于西安方面。事变发生后，他与张、杨处于严重对立状态。他12日被扣押后，张学良曾多次去见他，他态度倔犟，说话赌气，不容分辩；蒋的不合作态度，使得事变几乎没有一点解决的希望。张学良、杨虎城非常焦急，由张去对蒋说，如果中央军仍向西安进攻，西安方面军队只有“退却”。蒋明知退却即是挟他“他往之意”，仍“置之不答”(蒋介石日记，1936年12月17日)。这使得绝不赞成杀蒋的张学良，也同意了中共代表周恩来提出的：“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
西安事变发生后，是蒋介石拒不同张学良、杨虎城对话，拒绝接受西安方面和平解决事变的条件，加之南京政府讨伐大军压境，逼迫张学良17日同意在内战爆发，南京政府围攻西安前对蒋“行最后手段”(《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213页)，即杀掉蒋介石。
第四，蒋介石自知武力解决西安事变会危及自己的生命。蒋介石日记中写道：“晚间端纳为余言，南京对陕变已决议讨伐，余心乃安。”南京颁布讨伐令，集结兵力向西安挺进，并对西安郊区进行轰炸，在张学良答应三天内送蒋介石出西安的条件下，蒋给在南京主持军事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写信，命令停止军事行动和停炸西安，此信由蒋鼎文于17日乘飞机送往南京。
这是个权力极大的机关，全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也就是委员长蒋介石的直接办事机构，因为蒋介石一直把持着军委会委员长这个职务，所以其“权倾朝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