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头出来了，我爸的一个铁哥们儿姓黄，他路过我家看到烟囱还没有冒烟，就进门问，老哥们咋回事，日头这么高了还没烧火呢？说着进来看了一眼，没想到他回到家晌午就死了。他一死，村里就有人说，可能是‘黑死病’，因为那时王爷庙街里正在闹鼠疫。”
“晚上，我奶奶去找牛，回来时好好的，刚吃了一个饼，突然说不行了，吐了几口血沫子就死了。第二天一早，我爷爷和我妈死了。可怜的妹妹当天晚上也死了。村里人把我家死人的事通知了防疫队，我家被隔离了，谁也不让进来，我们也不能出去。大人都死了，屋里也没人烧火，我们饿着肚子吓得只知道哭。弟弟不到一岁，还不会走路，饿了就在炕上爬着找妈妈，一边哭一边吮着我妈已经僵硬的奶头。天黑了，我和哥哥找不到点灯的火柴，我就爬到炕上睡在奶奶的尸体旁。奶奶活着的时候，我一直和她睡一个被子，奶奶死了我还守着这个习惯。第三天早上我从盖着奶奶尸体的被窝里爬出来，去推我哥哥，他已死在我妈的胸脯上了。三天时间，我家大人孩子死了7口，7个死人都在炕上，死相难看又可怕。开始，我一天到晚都在哭，眼泪哭干了，嗓子也哭哑了，我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跟着家里人一起死……”
距西科前旗王爷庙街东南91公里处有个叫魏老疙瘩的农民，8月的一天去王爷庙街买回米、面、酒，回家吃过晚饭，当天夜里就死了。按当地风俗，当家人死了，要停放三天才能埋葬。亲戚朋友，乡里乡亲陆续前往探望，有的在他家吃住，几天内就死了17口人。他的舅舅带两个孩子前来探望，回家途中孩子突然发病倒地。他的舅舅感到情况严重，为保护家乡的亲人不再受传染，他断然决定大义灭亲，就地弄了堆苇子、柴禾点燃，将两个孩子推进火堆活活烧死。附近屯有个阴阳先生叫张聋子，被请去给魏老疙瘩看风水送葬，回家第二天就发病死了，他家一连死了6口人。
1946年4月，苏联红军派防疫司令廉斯基上校率专家10余人，防疫员30人，携带防疫药品、器材装备到王爷庙街控制疫病蔓延。东蒙古自治政府也成立防疫指挥部，组织卫生队和学生给王爷庙街的患者服用磺胺等药物，并以鼠疫肆虐的重点区域向外扩展，采取“由近到远，由里向外，先打家鼠，后打野鼠”的方法，对肺鼠疫患者一律隔离治疗，死者全部定点由专人火化，对未受传染的民众逐人检诊检疫、服药预防。经过中苏双方共同努力，至同年10月，王爷庙街周围地区的肺鼠疫得到了有效控制。
左图，1945年3月，美国援华运送物资的车队途经贵州晴隆“二十四道拐”盘山公路时的情景（资料照片，陈亚林提供）。右图：2015年6月24日拍摄的二十四道拐”（新华社记者刘潺摄）。
1945年8月28日，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这一天，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从延安飞抵重庆。这一消息震撼重庆全城，柳亚子因此写诗称赞毛泽东是“弥天大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