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时期“议罪银”背后的君臣交易(2)

尽管弘历声称议罪罚银“亦不过偶尔行之，非定例也。”但实际上，议罪银制度不仅有专门的办事机构和人员，有严格的值班、检查和定期汇奏、呈报规定，有特定的议罚对象，而且有一套完备的自行议罪罚银手续并持续实行了很长一段时间。通过日常实践的反复重演，议罪银作为一项制度已经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尽管议罪罚银已成定例，但也不能说议罪银就是弘历盘剥督抚等地方高级官员，扩充内库收入的借口，其实弘历也有自己的考虑。议罪银针对的主体是官秩甚高的边疆大员，这一层次的人才的确难得其选，非真才实学者无法胜任，若是因为这些疆臣因一些过错而遭贬职弃用，那么很快便会达到水至清则无鱼的境地。

相反，给疆臣的惩罚以一定的伸缩性，通过认缴巨额银两从而达到让他们洗心涤虑，知过从新的目的。但事实上，目的和效果却是南辕北辙。

乾隆年间功令森严，对于督抚等大员来说，往往是赔项、扣廉、罚廉、议罪银等“多管齐下”，使得官员们“无廉可养”。官员们认缴的巨额银两往往是通过层层盘剥而来，官员们以权力大肆聚敛钱财，搜刮民脂民膏，最终使得贪污、腐败、贿赂的风气更加严重。

而从几件议罪银案件可以看出，官员贪污受贿似乎是得到弘历默许的。

据《密记档》记载，乾隆五十二年十月二十日，粤海关监督李质颖上奏:“奴才于浙江巡抚任上，未行参奏王燧，情愿罚银十万两，粤海关监督任上，奏事错误，情愿交银二万两，四十六、七两年，关税盈余短少，部议赔银三万六千余两；审理广东盐案不实，情愿罚银十万两，共银二十五万六千余两。荷蒙皇上天恩，准每年交纳二万两。”

在这起案件中，李质颖于乾隆四十六年正月被免除浙江巡抚之职，但同年二月，李质颖便被任命为粤海关监督。短短一个月，李质颖便从一个负有“徇庇”之罪的罪臣转变为占据粤海关监督这个“肥缺”的地方高级官员，这其中，与他“情愿罚银”有很大的关系。

弘历将李质颖从浙江巡抚的职位上撤下，后又将其委任为粤海关监督，此举若不是为了让李质颖更便于搜刮钱财以抵交罚项，那便很难解释得清了。

两淮盐政全德的案子也是一例。乾隆五十八年五月，以“溺职”罪被内务府议处革任的全德通过缴银十万两换来弘历降旨从宽留任。次年八月，全德又自行议罪，奏请于两淮盐政任内收受商人“供应银”十九万二千两，情愿加一倍缴出，共交银三十八万四千两，分限五年完交。

全德的“情愿罚银”带来了可喜的回报，弘历非但没有治其贪污受贿之罪，反而让他继续留任，令其三年完缴全部银两。短短三年时间需要缴纳三十八万四千两，而一名地方高级官员一年的养廉银最多不过三万两，面对如此巨大的款项，全德只有选择加紧贪污受贿，搜刮钱财，而这弘历不会不知道。

乾隆后期贪污亏空案件的大量发生，议罪银制度的存在成为了官员们贪污受贿而无所顾忌的借口。议罪银制度背后隐藏的君臣之间彼此心领神会的“交易”模式，让绝大多数的官员都缄口不言。但内阁学士尹壮图是个例外，他站出来戳穿这场君臣“交易”的虚伪面孔，而代价是——回家“归养”。

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尹壮图上疏：“请停督抚等罚银之例，将罚项改为记大过若干次，如才具平常者或即罢斥，或量予京职，毋许再膺外任。”

弘历虽然表面上认为“将罚银之例永远停止固属不为无见”，但他辩解此举是“爱惜人材起见”。二十一日，尹壮图覆奏请求派大臣随同“密往各省盘察亏空”，弘历没有答应尹壮图的请求，而是派侍郎庆成随尹壮图赴各地公开盘查，而所谓的公开盘查，地方官员其实事前就已经收到了消息，做好了应对的准备。

其结果可想而知，地方督抚在尹壮图的面询下都一口咬定“罚项并非勒派属员”“实系养廉完缴”。面对无奈的现状和险恶的处境，尹壮图只能违心地承认“各省多有亏空原是揣度之语……”乾隆五十七年七月，心灰意冷的尹壮图“遵照”弘历的旨意——回家“归养”。

议罪银制度作为乾隆时期独出心裁的创造，其体恤官员、爱惜人才、宽大处理的初衷随着“盛世”的落幕而渐渐走偏。一个好大喜功的专制君主，在其统治的后期为了追求生活上的奢靡享受，不惜通过议罪银制度来达到聚敛钱财的目的，而深知天威的官员们则十分识相，通过认缴巨额银两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或是换取平安，或是表示忠心，或是希冀调换“肥缺”，继续贪污受贿。

在议罪银制度的背后隐藏的就是君臣互惠的“交易”，而这些“交易”带来的结果就是“奢侈之风，与贪风竞长”，“州县剥削小民，不尽自肥己囊，大半趋奉上司，而督抚大吏勒索属员，层层朘削……”吏治的败坏、社会民生的危机很好地解释了议罪银制度走向终结的原因。

原标题：乾隆时期“议罪银”背后的君臣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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