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一千年来的东西方军事大分流(2)

再次，军事武器装备发展史包含了永恒的“矛和盾”的竞赛，但在东西方比较的近世史研讨中，火器的重要作用已经被赋予了很重要的地位，而城墙的历史作用却被有所忽视，欧阳泰深入地进行了讨论，从中也展示出了“挑战—应战”历史变革模式起作用的复杂性。

海洋交流和火器进步的发展为何没有使中国的变革通过应战模式生效？以往远洋海战是最受有关西方崛起历史书写关注的主题，海权、航海、海上贸易的历史作用被无数次肯定，以致读者人人耳熟能详。至于武器装备，人们更多看到的是西方近代先进枪炮及其背后的工业与科技进展，而几百年间的城墙修建对于武器发展和军事变革的微妙作用往往被忽视。欧阳泰以预流的严谨作风来重视军事革命模型理论，但不死板恪守，为杰弗里·帕克的理论模式以灵活方式提出不同的理解。他认为明清中国因为统一下的内部和平，忽视火器进步，同时城墙建筑技术的领先也造成了火器无用的困境，而西方殖民者利用沿海要塞形成了巩固的殖民据点，也就是说城墙不仅是陆权的工具，也成为海权的矛头。这一观点相对而言是比较新鲜的。在这一点上他也客观的承认东方传统军事力量曾拥有强大与领先的一面。

由此而生的重要启发是，“挑战—应战”历史发展模式起作用的一种可能形式是，挑战压力不够大导致历史主体缺乏变革的动力，以致在发展竞赛中错失良机，发生因领先而停顿，再由停顿而落后的现象，因此不主动谋求进步有时并非历史当事人的愚昧和错误。这种结局也类似“龟兔赛跑”。

第四，以往研究欧洲人海上军事优势，论者对火力的关注最多，对船只建造、机动性与航行技术也有很多研究，但由此带来的远洋补给能力所受重视较少，而欧阳泰富有丰富的军事知识和视野，观察角度比较全面，使机动性和后勤交通能力的历史作用得到了足够的重视。书中把这一因素上升到和火炮、城墙并列的重要地位，申明巨舰、金城和利炮都是西方人崛起的利器，并用郑氏集团和荷兰远征军的较量作为案例加以阐述，即郑成功在台湾围攻荷兰人的城堡，长期顿兵于坚城之下，眼睁睁看着荷兰人运来补给物资加强守备，以致郑氏的胜利拖延了很久才到来。国人回顾国史，感叹明代郑和下西洋的远洋航行能力，船队可以在远离本土万里的情况下解决补给，完成使命。同样的，西欧人在大航海时代开启后可以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上跨洋开拓殖民，即使在仅仅存在点式分布小面积殖民据点的开拓初期，其远洋航运能力造就的跨海投送能力和军事补给能力已经不可轻视。经过几百年的竞赛，西方人远海投送能力逐步占优。

元朝火铳

明朝架火战车

当然该书也存在着一些瑕不掩瑜的不足之处。欧阳泰重视火器时代的战术操练与组织技术，也指出“操练文化的不同有可能会化解一个全球军事史上的核心谜团”（第131页）。组织技术和装备技术的发展一起拉开了东西双方作战能力的距离，而组织技术在很大程度上要围绕装备技术的进步来进步，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西方殖民者能够常常在亚非拉实现以少胜多的军事胜利，不仅和武器装备领先，也和其军事力量的组织技术进步有很大关系，而后者是受前者的推动或说适应前者来实现的。明清中国虽然也在不断引进和改进武器装备，但是能够最有效发挥新型武器装备效能的组织方式发生的变革相当有限，组织技术和装备技术的共同进步往往局限于少量的精锐部队或是新编兵团，其组织体制甚至新式装备难以实现彻底推广，直到晚清依然如此。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规模巨大的广阔国家吗？组织体制和政治意识起的约束作用究竟怎样发生作用？此书没有能够完全回答。书中也谈论到了制度和文化的作用。保守主义对历史变革造成的消极影响当然存在，但没有有些观点认为的那么严重，这一态度笔者有所赞成，但是对制度与文化的保守性及其成因，中国军事组织体制为何未能出现全面彻底并快速进行的变革，该书未能同样展开论述。

阅读此书会产生有意义的启发。历史发展是曲线的进程，很少表现为直线。中国近代的“落后”并非短期造成的，也不是长期停滞的结果。国人应当重新从历史中获得自信。现实是反思历史的刺激，或者动力。很多国人欣喜于中国崛起的前景，同时，也希望规避各种历史的“陷阱”。反思历史教训被赋予了极度的重要性。历史的所谓“进化”是在“挑战—应战”模式中发生的，但其发生作用的方式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简单。能力发展往往是要满足需求。没有需求，动力就不足，能力就没有被“逼”出来。直白地说，技术曾经让中国足以应对问题，结果就放弃发展更先进的技术。因此，要始终处于世界潮流的前列，就要主动的勇往直前，不要等到压力出现才反应，那有可能就来不及了，或者要付出代价，而保持日日履新的状态需要转换意识，这不是保持忧患意识那么简单，是寻求一种不甘于停顿于现状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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