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2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毛泽东力主严处苏区‘第一个贪官’”的文章，其中苏区“第一个贪官”指的是瑞金叶坪苏维埃主席谢步升，文章介绍，处决谢步升，打响了党史第一次大规模反腐倡廉斗争的第一枪。80多年前的苏区有哪些反腐大案，是什么腐蚀了苏区干部，苏区又采取了哪些打击腐败的手段呢？

劣迹斑斑的谢步升

谢步升案是苏区第一起重大反腐案件，谢步升也是第一名被枪决的党内腐败分子。

谢步升早年曾参加工农武装暴动，担任暴动队队长，后又返回家中做生意。1930年在苏区打土豪运动中，表现积极脱颖而出，爬到了瑞金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的重要位子上。有了权力后，他开始腐化堕落，贪污公款，做投机生意。

谢步升的败露源于好色。他和同村人谢润深关系很好，谢步升打土豪时，认定本是富农身份的谢润深为贫农，这让谢润深对他感恩戴德，经常请他在家中吃饭。谢步升由此认识了谢润深的妻子朱秀秀，谢步升趁谢润深不在家，强奸了朱秀秀，两人就此一直保持不正当关系。后来谢润深对两人的关系产生了怀疑。谢步升感觉事情可能会败露，便恶人先告状，污蔑谢润深为反动分子，将其杀害。

关于谢步升的判决书

丈夫被害后，朱秀秀感到害怕，来到瑞金裁判部告发谢步升，裁判部是苏区的法治部门，专门负责除军事案件外的民事、刑事案件。裁判部立即向时任瑞金县委书记的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派人彻查谢步升。

拔出萝卜带出泥，调查发现，谢步升强奸民妇杀死其夫的事情仅仅是冰山一角，谢步升还有多起杀人越货之事，多年前，他杀死了红军一名掉队的医官，抢走了金戒指和怀表等贵重物品，他还曾经同别人合伙抢劫布店。除了一些贪污投机之事外，谢步升还和另一名女子厮混在一起，因嫌弃结发妻子碍事，竟将结发妻子卖给了一个光棍做老婆，对外称老婆改嫁了。

油画(红都枪声)－谢步升被处决

红都瑞金是中央苏区临时政府所在地，叶坪又是一些领导干部的驻地，中央苏区一大在叶坪召开。谢步升在党内有些势力，力主惩办的邓小平遇到了阻力，一些人求情，要求释放谢步升，邓小平顶住了压力，向毛泽东汇报，寻求帮助。很快，由于铁证如山，1932年5月，经审判后谢步升被枪决。

苏区最大规模的腐败窝案

于都窝案是苏区规模最大、牵涉面最广的一起腐败窝案，于都县委书记和工农检察委员会主席、贫农团主任等人合伙贪污公款做生意，前任县委书记、妇委主任也入了股。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熊仙壁以及组织部长、军事部部长、财政部副部长等人也贪污投机。

苏区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

1934年，项英来到于都开展反腐斗争，调查于都贪污窝案，调查过程中，于都的主要干部们有组织地隐瞒事实，对上述几人做出类似“罚酒三杯”的惩罚，项英突破阻力，派人到基层查账，了解线索，侦破了这一窝案。最终此案中的5人被枪决。

基础建设工作也出过贪腐的问题。1933年秋冬，中央政府总务厅基建工程所主任左祥云，利用建筑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和红军烈士纪念塔之机，贪污公款240余元，事后又企图开路条逃跑，并盗窃红军的机密军事图纸预谋献给国民党军，左祥云的出逃计划并未得逞，他最终也落了个死刑的下场。

中央苏区时期的控告箱

除了上述的几只“大老虎”，苏区基层干部中也出现了一批“苍蝇”，这和苏区一些不健全的制度有着直接关系。中央苏区成立之初，财税收支制度极度不健全，虽然废除了国民党时期的苛捐杂税，但没有建立收支预算和税收制度，财政收入主要靠战争缴获、打土豪筹款，向富农和商人派捐三种方式，各地财政自收自支，随用随收。本地的土豪打完了，便前往白区打土豪。

每次打土豪拿来多少钱？如果打土豪的干部有意隐瞒，这些信息只能烂在当事人的肚子里，不通风，不透气。对富农和商人的派捐亦是如此，这就给一些基层政府人员操作的空间，将打土豪筹来的财物据为己有。

贪腐干部为何都在做生意？

无论“老虎”，还是“苍蝇”，苏区大部分贪腐干部都有一个共性，贪污公款做生意。这与合作社的兴起密不可分。合作社事业的发展是苏区经济变化中的特点，合作社由群众出资出物入股经营，带有较多互助成分的集体性质，除了互助类的农业合作社，还成立了出售商品的消费合作社，合作社在价格上让利社员。

消费合作社被赋予“便利工农群众贱价购买日常所用之必需品，以抵制投机商人之操纵”的任务，是“在经济战线上反对投机商人和富农的剥削，打破敌人封锁的生力军”。但由于战事紧张，苏区社会各项事业都要提速，合作社的活动便经常纳入到党和政府的指导之中，在政策支持下，消费合作社实际上取代了商人，成为农村商品供给的主要来源，毛泽东在上杭调查时曾发现，除了一家药店外，私人商店绝迹。

中央苏区发行的《红色中华》报上刊载的揭发贪污腐败报道。

为了配合合作社经济，政府还成立了对应的贸易局系统，对于私人商贩从白区运回的物资，必须卖给贸易局或者合作社，合作社在商品流转领域几乎实现了垄断，成为苏区商品交换的媒介，商人失去了对于商品价格的控制。

消费类合作社在商品流通中的控制作用，起到了打击投机商人，保护资源不外流的目的，但是当合作社取得绝对定价权后，部分控制合作社的干部也开始追逐利润投机。党的文件中曾经反映，“合作社的组织，多半是党和苏维埃政府的负责人创办的，很多合作社不是为了让利与社员，而是为了挣钱，一些干部借着合作社的招牌，做起了投机生意”。“每次货来了，一般的现象是党和苏维埃领导人先得到东西，有些加入了合作社的群众买不到东西。”

解决腐败的两大法宝

面对贪腐，苏区是如何解决的？苏区政府很快抓住了问题的“七寸”，建立完备的财税制度。1932年，为了实现财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央决定改变“以前各级政府对各种税收都是各自征收”的局面，强调所有税收都由国家财政机关征收，必须按月上缴中央，按照中央指定的用途使用，地方不得自行支配。为此，政府从中央到地方成立了专门负责财政的部门，统一了各类税种和征收规则，制订了以农业税、商业税为主的税收体系。苏区还建立了预决算制度，会计制度和审计制度，把收钱、管钱、领钱和支配钱的机关分开。财税制度的完善，挤压了贪腐分子的操作空间。

群众路线一直是苏区政府所强调的，1932年2月，中央苏区开展了大规模群众运动

反腐败

斗争。控告局成立，接受群众控告，并在群众集中的地方悬挂控告箱。在各个机关设立不脱产的工农通讯员，负责对腐败浪费等行为的监督。政府还组织了“突击队”和“轻骑队”，队员利用空暇时间和休息日进行工作，公开的突然的检查某机关的工作。

1933年，中央苏区第一次出现群众法庭，对国家银行出纳科职员袁雨山、刘道彬贪污案进行审判。此后，中央苏区通常都由工农检察机关召开群众大会，组织群众法庭进行审判。

在反腐倡廉过程中，苏区非常重视报刊的监督功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开办多个专栏，大量刊登工农通讯员、突击队员和普通群众的来信，揭露贪污浪费等腐败现象。

反腐斗争中的“三杰”

在反腐过程中，苏区涌现出“反腐三杰”，其中之一便是中共一大参会人员中年龄最长者——何叔衡，他负责在各级党组织建立监察委员会，在各级政府建立工农检察部，主管反腐工作，正是何叔衡作为主审法官，判处贪腐分子谢步升死刑。

另一名中共元老董必武为颁布反腐法律做出了贡献，苏区后期，他执掌司法和审判权，左祥云案发后，由于缺乏量刑定罪法律依据，一直得不到应有的惩罚。1933年12月，中共历史上第一份反腐肃贪法令出台，明文规定了贪污金额和量刑标准，比如规定凡机关和国营企业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贪污公款500元以上的处以死刑，3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处以2年以上、5年以下监禁。董必武依据法令，判决了左祥云案和于都腐败窝案。此外，群众法庭也是在董必武任职期间创立的。

三杰中的另一人是时任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的阮啸仙，他负责财务监督工作，在任期间，组建了一支审计队伍，在基层拍了不少“苍蝇”。

经过数年的反腐努力，在各项制度搭建完善后，苏区发布过一份审计报告，“我们可以夸耀着，只有苏维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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