侍从人员为此缓颊,认为是参考汪精卫写孙中山先生遗嘱之手法。这说法更是不通,毕竟蒋、孙遗嘱两者情况大不相同。汪精卫为孙文写遗嘱,一是遗嘱内容完全系孙先生之生前口授;再者,汪精卫本系孙中山属意的重要骨干,何况汪氏是在遗嘱供党政要人签名的区域内,注记“笔记者汪精卫”六字,而不是把名字注记在遗嘱本文内。
一九七五年十月三十一日,蒋经国下令编印的《总统蒋公哀思录》里头,蒋介石这份政治遗嘱的“秦孝仪承命受记”及首长签名字样,全部不见了,但是“耶稣基督”四字仍然留存在内,遗嘱日期依旧是写“中华民国六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至于蒋介石的“家事遗嘱”,应该早在其晚年时期,在蒋氏父子及蒋宋夫妻之间,在日常生活点点滴滴的过程里,已经作了完整的交代。综观而论,真正算得上是蒋介石亲自授权的遗嘱,还是蒋介石病中,以危颤颤的右手写下的那十六字——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死生于度外。
在蒋介石最后的日子里,他似乎冥冥中对清明节感触特深,尤其是他再三品读黄庭坚那首《清明》诗句:“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他应当早已体悟,此生功名尘土、荣辱得失,如今俱往矣!遗嘱不遗嘱,对蒋介石已不是那么重要的事了。来源:人民网
文/谢浩 解放战争时期,第二野战军转战华北、中原、华东和西南地区,歼灭国民党军约221万余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封面图来源王克伟油画 编者按:小说里常有那些致命毒药,如见血封喉的鹤顶红、饮之必死的鸩酒。从史书里看,一部分毒药是真实存在的。但在历史记载中,毒被用于政治斗争中的记载远多于在战争中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