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中国参与朝战的结果是“双赢”:既赢了美国,也赢了苏联。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得到的不仅是道义——在1954年、1955年的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上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与苏美比较,更有丰厚的地缘政治利益。不管基辛格对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的“收获”如何虚饰,但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将军后来在回忆录中则有坦白交待,他说:“我获得了一个不值得羡慕的名声: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
2、朝鲜战争的战略杠杆作用——苏联帝国的基石松动
关于这场战争的深远意义,目前不为人注意的还有,它最先撬动了苏联(遑论美国)帝国的松动。
苏联帝国的第一次松动出现在对苏联地缘政治利益极为重要,但又为苏联战略能力所不及的极限地带——巴尔干半岛,即1948年苏联与南斯拉夫党和国家之间发生的争执与冲突。1948年3月中旬,苏联突然撤走在南斯拉夫的全部军事顾问和文职专家,两国关系急剧恶化,6月南斯拉夫被开除出情报局。1949年,苏联和东欧国家断绝与南斯拉夫的贸易关系,对南施加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同年11月,情报局再次作出决议,攻击南共是帝国主义的奴仆,号召南人民推翻南共领导人的领导。苏联对南共的外交高压反倒说明,苏联对南斯拉夫的离经叛道无可奈何;苏联及东欧国家完全断绝与南的关系也表明,苏联帝国边缘地带首次出现坍塌。尽管1955年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访南,对苏、南关系遭到破坏表示遗憾,双方签署了《贝尔格莱德宣言》,两国关系正常化。这也不过是苏联在事后对这种坍塌事实的变相承认。
我们知道,斯大林与丘吉尔在1944年月10月达成的关于东欧势力范围划分的“百分比协议”是南斯拉夫各占50%,这实际上是丘吉尔对苏联和英国历史较量中形成的各自力量极限和底线做出的评估结果。这个结果大体也符合双方力量的实际情况和历史经验,而南苏冲突及其最终表现出的不和不分的结果也正好是丘吉尔斯大林判断准确性的客观印证:南斯拉夫之所以能够成功摆脱斯大林的控制,其原因就在于南斯拉夫位于俄罗斯国家力量的极限地带。
有人说中国在朝鲜战争中取得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心理上的”(参见沈志华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7-358页)。
彭德怀签字杜鲁门:“迄今我们所遇到的最糟糕的局势”1950年10月19日,中国志愿军入朝。10月25日,在云山地区发动首次战役,迫使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撤退至清川江。
在长征的队伍里有一批女红军,她们凭着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和坚忍不拔的钢铁意志,承受着比男红军更多的艰难困苦,以顽强的毅力和部队一起行军作战,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在雪山、草地里跋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