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这里面当然有一个人心向背的问题。要知道，中共的情报工作和策反工作能够做成功，起作用，很大程度上是离不开人心转变这一重大历史背景的。我考察过不少在战后参与中共情报工作和接受策反的国民党人的个人经历，发现他们无论是哪种情况，他们中多数其实都只是在抗战结束，内战打响，蒋介石国民党内外政策各种弊病显露无遗后，才逐渐下决心“弃国”而投共的，真正从抗战胜利前就在暗中做间谍，是极少的。这从国共内战形势变化的时间表也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当年大多数稍有报国心的国民党人，也包括许多知识分子和舆论界人士，都曾对国民党寄予很大期望。不止在抗战前，甚至直到抗战后期和到战后一两年，他们仍希望国民党能改弦更张，引领中国走向和平、统一、民主和富强。如当时国内最有名的报纸《大公报》的主笔王芸生，和战后一段时间影响极大的政论杂志《观察》主编储安平，早先都不了解，更不喜欢共产党。《大公报》自抗战爆发前开始实际上就一直在支持蒋介石中央政府，储安平在《观察》杂志上直到1947年都还发表言论认为中共在民主问题上还不如国民党。但是，蒋介石国民党抗战后期，特别是战后一意孤行地必欲维持其一党统治地位，不惜用武力解决问题，又是取缔民盟，又是查禁报刊言论，那边中共却高揭民主旗帜，以联合政府相召唤，王芸生、储安平及其他们所主持的报纸杂志最终倒向中共一边，实在也是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

访问者:孟子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按您的分析能否认为，国共两党战后较量的成败转换，其实也与这个“道”字密切相关?

杨奎松:可以这么认为。自抗战以来，国共两党一直在政治、军事各方面争来争去。但无论是谁，都非要讲个“道”字不可，也就是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争个理。在近代中国，大多数人都信两个理:一个是“爱国”，一个是“民主”。国共双方都说自己最爱国，指责对方不爱国，实际上双方都在抗日，充其量只是一个多和少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双方争不出个输赢来。然而，自近代以来，国人几乎都清楚:中国要建成现代民族国家，民主宪政是必由之路。国民党过去一直说民众程度不够，要先“训政”，再“宪政”。但抗战开始后，国民党“训政”的结果，不仅军事上屡战屡败，而且政治、经济、外交上也问题多多。特别是战争后期贪腐泛滥，影响到1944年被日军连夺数省，几乎连陪都重庆都差点儿放弃了。在这种情况下，其统治地位如何能不被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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