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1929年世界大萧条之时，土耳其的对外贸易和投资均遭受重创，政府却无计可施。后来，共和国不得不设立市场委员会，并积极开办新的民族工业，在这方面，他们得到了苏联的帮助。

1929年，托洛茨基被斯大林驱逐出境。当时，斯大林尚没有足够的权力像以后那样将他杀害。土耳其同意收留托洛茨基，于是他在比于卡达岛上生活了4年（居住在为阿卜杜勒·哈米德的弄臣伊泽特帕夏修建的隐蔽住房中）。对此，土耳其得到的回报似乎是800万金卢布的优惠贷款以及数家纺织工厂，特别是在开塞利的一家。

开塞利当地的精英是坚定的共和—民族主义者，这个地区——它几乎是土耳其的死亡中心地带——当时已经拥有航空和家具工业却难以找到饮酒之处。在开塞利，古老的亚美尼亚教堂依然矗立，而且赫然残留着一所希腊学校，但是其陈旧部分已被环绕在宏伟的古代塞尔柱建筑周围的大规模混凝土结构毁坏。

1933年，苏联有关人员对土耳其进行了正式访问，最著名的事件莫过于在重建的伊兹密尔，土耳其命名了一座伏罗希洛夫广场来纪念曾经给予帮助的苏联将军。

在那个年代，如果你打开收音机，只能听到西方经典音乐；虽然童子军由教育部管辖，可是童子军和足球已非常普遍；土耳其歌剧演唱家塞米赫·贝尔克索伊（Semiha Berksoy）在欧洲享誉盛名，而且土耳其人在国际舞台上亦得到认可。阿塔图尔克于1938年去世，备享哀荣。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权威自然会受到挑战，正如发生在一位类似人物—戴高乐身上的遭遇一样。这两个人皆因下属的工作成果而功成名就，也曾迫害过有功劳的下属；在可能拥有更多选择的时候，这两人都杀伐决断，因而饱受后人诟病。但是，他们无疑都是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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