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政治遗嘱》和《家事遗嘱》的产生过程，后人有三种说法。一说是事先为其准备好了稿子，征得孙中山同意后签字的；一说是笔录孙中山在病床上的口授成稿；还有一说，是由孙中山口授要点，由别人在病床前整理而成的。但根据分析，从当时孙中山的病情和心理状态来看，有关文件应是事先准备好，征得他同意并签字的。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和秘书黄昌谷就是这样回忆的。孙中山的遗嘱是由汪精卫起草，并经当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通过。

1925年2月24日，孙中山病危，汪精卫、孙科等人来到孙中山病床前，并请宋庆龄暂出病房。汪精卫婉转地说，同志们要求先生留下些许教诲之言，以便遵照执行。孙中山沉默了一会说：“我看你们是很危险的，我如果死了，敌人一定要来软化你们，你们如果不被敌人软化，那么我又有什么话可讲呢。”汪精卫等人则表示，他们不怕危险，不怕被敌人软化。孙中山说：“那么要我说什么话呢？”汪精卫说：“我们现在预备好了几句，念给总理听，如果总理是赞成的，便请签字，当作总理说的话；如果总理听了不赞成，那么便请总理另外说几句，我们可以代为笔记下来，也是一样的。”孙中山说：“很好。”汪精卫即将预备好的稿子念给孙中山听。孙中山听后，表示很满意，说：“好的，我很赞成！”随后，汪精卫又将家事遗嘱的稿子读给孙中山听，孙中山也表示满意，说：“好的，我也赞成！”

遗嘱定稿后，汪精卫等人本来是要孙中山签字的，但此时孙中山听到宋庆龄在门外哭得很伤心，便说：“你们暂且收起来吧！我总还有几天生命的。”到了3月11日，即孙中山逝世的前一天，何香凝发现孙中山的眼睛已开始散光，便对汪精卫讲“现在不可不请先生签字了”，并劝说宋庆龄不要哭泣。于是汪精卫和孙中山的家属及在北平的国民党人宋子文、孔祥熙、戴季陶等一起来到孙中山病床前。两份遗嘱呈给孙中山时，孙科将他的钢笔递给父亲，但此时孙中山握笔写字已有困难，宋庆龄便用手托着他的手腕让他写。孙中山在两份遗嘱上都签上了“孙文，3月11日补签”字样，并嘱他死后立即公布。孙中山签字后，汪精卫在“笔记者”下签名，其他人则在“证明者”下签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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