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以牙还牙地抗御日本方面来说，光绪皇帝的态度似乎比李鸿章要坚决和持正。并且，日本方面是蓄意借机激化矛盾制造衅端者，公理和正义绝对是在中国方面。这一点，连有的外国人士也不否认，但是又认为仅仅靠此不行。像英国人赫德就这样指出：

日本是根本没有正义可言的，除非借口代别人打抱不平而自己捡便宜也可以算作正义。正义完全在中国方面。我不信单靠正义可以成事，正像我单拿一根筷子不能吃饭那样，我们必须要有第二根筷子——实力。但是，中国人却以为自己有充分的正义，并且希望能够以它来制服日本的铁拳，这想法未免太天真了。

实际上，不光是“老道”的李鸿章，即使年轻的光绪皇帝，也决不是这般天真之辈。他也不是要不顾一切、不知深浅地非打不可，并不放弃“通融”和了的努力。且看他给李鸿章的这一谕旨：“倭人以重兵突至朝鲜，肆其挟制;现复愿与中国商议，以共保朝鲜为词，似尚有所顾忌。如果无碍中朝体制，无损朝鲜权力，原不妨量予通融，以全大局。然倭情叵测，议之成否，尚难逆料。若待事之决裂而后议战议守，势已无及，不可不先事筹备。著李鸿章预为筹划，水陆各军如何分进，粮饷军火如何转运，沿海要口如何防守，一切事宜，熟筹调度，谋定后动，方可迅赴戎机。”①看，这不是在形势发展难以预料的情况下，要做战、和两手准备的筹策吗?倒是李鸿章在“战”的一手上的准备明显疲软。光绪皇帝也不可能不掂量自己国家的实力，特别是军队和武备情况。在战争爆发前的7月初，他就急切追问李鸿章所统海陆军的详细情况：“究竟海军新练之兵共有若干?此外北洋分扎沿海防军若干?及直隶绿营兵丁可备战守者若干?”李鸿章在复奏中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