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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军大刀队:抗日时偷袭敌营专砍敌人脑袋(图) (3)

老照片透露历史细节,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迫于妥协退让政策,面对日本人猖獗的侵略行径,处处受限,几乎无能为力,最终成为富有悲情色彩的历史人物

1935年,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宋哲元任委员长,他和他的二十九军在天津留下了不少故事。天津市档案馆留存的一组老照片,记录了当年二十九军的活动情况。其中有一张名为“二十九军防御工事”的照片,何德骞指着照片中间位置两个戴大檐帽、穿制服的军人说,“虽然名为‘二十九军防御工事’,但从服装上辨认,这些人并非二十九军士兵,和旁边戴钢盔的士兵一样,这些人都是天津城内的保安队队员。”

何德骞说,保安队属于警察机关,那么1937年为什么是保安队而非军队肩负起保卫城市的任务?对于这个问题,他解释道,1933年国民政府与日本侵略军签订《塘沽协定》,1935年又签订《何梅协定》,这两个协定实际上放弃了华北主权,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埋下了很大的隐患。1935年,宋哲元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虽是当时华北地区的军政“一把手”,但在妥协退让的政策之下,面对日本人猖獗的侵略行径,处处受限,几乎无能为力。“政府只好依靠保安队来对付当时日本特务组成的扰乱社会秩序的‘便衣队’,为了装备保安队,政府还凑了1500块大洋购买了一批钢盔。从照片中可以看到,有的人戴着钢盔而有的人却没有,这是因为后来保安队人数扩充,政府却没有多余的钢盔配给。可见,当时政府的财政已经捉襟见肘。”何德骞说。

上世纪30年代有很长一段时间,宋哲元是在天津度过的。何德骞介绍,在那段日子里,宋哲元比较消沉:“《天津文史资料选辑》中曾提到,那段日子宋哲元一天打十五六圈麻将,还要喝半斤老白干。”作为曾经为二十九军将士题词“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的军长,实际上,按照宋哲元的脾气,面对日寇的不断进犯,立马就会与其决一死战,但《塘沽协定》《何梅协定》限制了他的抗日行动,他的内心十分纠结。无奈之下,宋哲元只好于1937年2月,借口回山东老家扫墓,暂时回避。可以说,身处险恶的政治环境,面临民族大义与自身利益的抉择,宋哲元成为一个富有悲情色彩的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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