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6月，一支英国舰队从印度出发，抵达中国广东海面，打响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在这场持续近两年的战争中，清军一败涂地，几乎没有获得过一场像样的胜利，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中英南京条约》。

当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响时，28岁的左宗棠正在湖南安化，应亲家陶澍的嘱托，代为抚养陶澍年幼的子女（陶澍已在一年前病逝）。左宗棠从来就不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迂腐读书人，非常关心天下局势的变化、发展，就如他自己所言“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虽然湖南与广东相距甚远，但左宗棠一直关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进展。

当年7月，英军舰队离开广东，沿海北上，一路攻陷定海等地，一个月后抵达天津。一时之间，京师震动。天津是京城的屏障。如果天津落于敌手，后果将不堪设想。清朝立国200多年来，这是京城第一次遭到如此巨大的威胁。消息传到湖南安化，左宗棠是夜辗转难眠，奋笔疾书，给恩师贺熙龄写了一封信。

在这封信里，左宗棠忧心忡忡地分析：“抑事势之可虑者，虏以数十艘之众，牵制吾七省之兵，主客之势既反，劳逸之形顿异，揆度夷情，必将师伍胥肆楚之谋，用向奴困汉之计。鱼虾扰攘，长此安穷？益饷调兵，劳费何极？是不待攻城掠地，而我先有坐困之势矣！”

在左宗棠看来，英军舰船并不多，却能够牵制清廷7省的兵力，局势非常不利。那么，应该怎么应对英军的威胁呢？

左宗棠一方面建议两广总督出两支奇兵，抄英军的后路：“陆走东莞，逾山而西南，营于缺口海岸；一乘舟下内水，经顺德、香山，收复壕镜，顿兵十字门、九星洋附近各岛。”另一方面，左宗棠提出了更加宏大的御敌之策：“练鱼屯、设碉堡、建水卒、练亲兵、设水寨、省调发，编泊埠之船，设造船之厂，讲求大筏、软帐之利，更造炮船、火船之式，火药归营，修合兵勇……”

实事求是地说，当时的左宗棠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并没有更加深入的了解，提出的许多应对之策毫无意义，如鱼屯、大筏、软帐等在近代海战里一点用处都没有。但是，左宗棠关于设立造船厂、制造大船火炮的建议，明显走在了时代前面。多年以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倡导的洋务运动，正是将制造舰船、火炮作为重要内容。

遗憾的是，1840年的左宗棠仅仅是一名落榜举人，连官员都不是，人微言轻，他的这些建议很快淹没在群声喧哗之中。但是，左宗棠并没有停止制造大船火炮的梦想。

1862年，左宗棠任职浙江巡抚，与太平军在浙江展开激战。那时候，有一支法国常捷军与左宗棠并肩作战。左宗棠由此见识了西洋船炮的优势，当即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出建议：“将来经费有出，当图仿制轮船，庶为海疆长久之计。”左宗棠认为，当国家有足够财力时，一定要仿制轮船，来保卫海疆。

1863年，发生了阿思本舰队事件。清朝总税务司李泰国在没有得到清廷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委托英国海军官佐阿思本指挥一支由清廷出钱出人的炮舰队，引起了清廷的极大不满。左宗棠通过这个事件，认识到不能单纯依靠从西方国家购买舰船，而是需要自己制造。当年末，左宗棠致信浙江宁绍台道史士良说：“轮舟为海战利器，岛人（英国）每以此傲我，将来必须仿制，为防洋缉盗之用……李泰国之事，变买为雇，用洋人而不使华人得与其闻问，曾节相（曾国藩）上书恭邸（恭亲王），言其不可，各国公使亦共斥之，乃得了结。”

左宗棠再次认为：“沿海各郡长久之计，仍非仿制轮舟不可。

一年后，左宗棠在浙江杭州开始尝试仿制蒸汽轮船，还在西湖中进行试航。虽然这艘蒸汽轮船的蒸汽轮机不佳，速度不快，但增强了左宗棠制造轮船的信心。

1866年，当太平天国被攻灭后，战事暂时平息，左宗棠终于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创办造船厂。当年，左宗棠奏报清廷同意后，在福建福州启动了福州船政局、福建船政学堂的建设，成为中国第一个新式造船厂和第一所近代海军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