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1年，位于江南地区的苏州发生了震惊一时的哭庙案。

这件事的始作俑者，是一个叫任维初的官员。

任维初是山西省石楼县人，以贡生的身份出任学谕，1660年12月1日出任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县令。任维初是一个贪得无厌、倨傲无礼，信奉严刑峻法的酷吏。他到了苏州后，积极配合朝廷催收钱粮，不惜严刑拷打拖欠者，将一名乡民活活打死。不仅如此，任维初还监守自盗，盗取常平仓的粮食，换取银钱中饱私囊。

任维初的所作所为，在苏州地区引起了巨大的非议和不满。当地的秀才们，筹划了一场哭庙活动。

什么叫哭庙呢？

这是苏州地区流传的一道地方习俗。苏州经济发达，繁荣富庶，文风鼎盛。许多秀才来自殷实富裕的家庭，在社会上的地位较高，对社会事务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如果遇到当地官府作出了不法、不义的事情，他们就要自行集合在文庙里，用一篇《卷堂文》来向儒生的祖师爷孔子哭诉，号召更多的民众向上级官府申告，彰显正义，打击不法。

在明朝时期，苏州当地官府对秀才们的哭庙很重视，因为官员们得罪不起这些秀才背后的士绅力量。

2月4日，苏州秀才薛尔张、丁子伟在文庙管理人员处请来钥匙，打开了文庙，开始在孔子画像面前哭诉。100多名读书人闻讯而来，鸣钟击鼓，声势搞得很大。后来，又聚集了1000多人。紧接着，他们又浩浩荡荡地来到江苏巡抚衙门，请见江苏巡抚朱国治，跪进揭帖。

他们的揭帖《哭庙文》，是著名文学批评家金圣叹所写。金圣叹在揭帖里将矛头直指任维初，怒斥他“胆大包天，欺世灭祖，公然破千百年来之规矩，置圣朝仁政于不顾，潜赴常平乏，伙同部曹吴之行，鼠窝狗盗，偷卖公粮，罪行发指，民情沸腾”，又说“读书之人，食国家之廪气，当以四维八德为仪范。不料竟出衣冠禽兽，如任维初之辈，生员愧色，宗师无光”。在金圣叹的妙笔生花之下，任维初被骂得淋漓尽致、体无完肤。

江苏巡抚朱国治听了读书人们的哭诉，不但没有产生同情心理，反而震怒。任维初是他的下级，深得他的赏识和信任。苏州秀才们痛骂任维初，难道就没有指桑骂槐的意思？就算没有，也犯了“打狗不看主人”的大忌。朱国治当即派兵将1000多名读书人全部驱散，拘捕了在场5名带头的秀才。继而把并没有在场的金圣叹列为首犯，将他与另外十余人一起抓捕归案。

金圣叹之所以被牵连进来，除了写《哭庙文》，还因为平时喜欢抨击官府，看不起官员，在官府眼里是一名“刺头”。朱国治当然要利用这个机会将他一起收拾。

这就是苏州哭庙案。

朱国治全权接管了哭庙案。他给哭庙秀才定的第一个罪名，就是“震惊先帝之灵”。这是因为，顺治皇帝于1月30日病逝，哀诏在2月1日到达苏州。朱国治在江苏巡抚衙门设灵举哀，痛哭三日。朱国治认为，苏州秀才哭庙，是对顺治皇帝的“大不敬”。

在古代，“大不敬”是一种极为严厉的重罪，名列“十恶不赦”之列，向来处罚很重。朱国治有意将哭庙案往“大不敬”罪名上靠，是起了杀戮之心。此外，朱国治还诬告哭庙秀才“抗打朝廷命官”“匿名揭帖”“聚众倡乱”“抗纳钱粮”，请求康熙皇帝“大彰乾断，严加法处施行”。

朝廷派人会审后，将18名秀才以“抗粮谋反叛逆罪”罪名处斩，他们分别是倪用宾、沈琅、顾伟业、张韩、束献琪、丁观生、朱时若、朱章培、周江、徐玠、叶琪、薛尔张、姚刚、丁子伟、金圣叹、王仲儒、唐尧治、冯郅。其中，金圣叹等8人还被抄没家产，等于是家破人亡。

朝廷批复，哭庙案18人与另外几桩案件的犯人一同在南京三山街行刑，共计121人。行刑时间是在7月13日未时（13时至15时）。但朱国治急不可耐，巳时（9时至中午11时）刚到，便即行刑：“俄而，炮声一震，百二十一人皆毕命。披甲者乱驰，群官皆散。法场之上，惟血腥触鼻，身首异处而已。”

在朱国治的包庇下，哭庙案的始作俑者任维初免议释放，官复原职。不过，“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第二年，朱国治因父亲去世，悄悄辞官回家，被朝廷革除官职，江苏巡抚由韩世琦继任。韩世琦知道任维初民愤极大，找了一个借口，将任维初斩杀于南京三山街。

任维初被斩杀那天，苏州老百姓不顾路程遥远，纷纷赶往围观，拍手称快。

顺便一说，其实朱国治也没有好下场。1673年，朱国治在担任云贵总督期间，被吴三桂设计杀掉——据说他死得很惨。至于有多惨，我们就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