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冷研作者团队-尤金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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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黯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

在热兵器取代冷兵器成为战场上的主角数百年后，属于冷兵器的空间逐渐变得越来越少。许多国家的军队甚至已经放弃了拼刺训练，开始撤装刺刀，在大型挖掘机械日渐普遍的当下，曾经在世界大战中风光无限的工兵铲，也逐渐沦为了军械库中的摆设。在这个高科技统治战场的时代，除了影视剧之外，或许只有抵抗沙特侵略的也门胡塞武士腰间传承了数个世纪的嘉比亚弯刀，才能通过表面银亮的反光向我们展示出那个曾经属于冷兵器的时代。但冷兵器与冷兵器时代的一切，真的退出历史舞台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即便在这个高楼大厦取代了原野，坦克与步战车取代了骑兵的时代，许多冷兵器和冷兵器时代的造物也依然活跃在世界各地，为有着不同需求的人，提供着最为基本的武装，今天我们要讲述的，就是它们的故事。

依旧吃香的长杆兵器于长枪方阵：从人类开始发现“一寸强一寸长”的那天开始，长杆兵器就一直是战场的主宰，凭借着武器长度的优势，使用者可以在更加安全的距离上对目标进行拒止，这样的优势在人力资源宝贵和人们更加惜命的现代社会非常可贵。尤为重要的一点是，双手使用的长杆武器无论是制造还是上手的难度并不大，这使得无论是赤手空拳的学生还是无路可退的居民，都可以很轻易的制造与使用简易的长棍与长矛进行战斗。通过长矛限制对方行动，而后使用燃烧瓶或土制爆炸物对对方密集阵线进行杀伤更是非常好用的街头斗争手段。

▲60年代日本革命革马派的长棍队（这东西是钝头的，他们管这个东西叫“战斗棒/斗争棒”），也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日本传统的“枪足轻”的现代后继者

而在东亚与东南亚地区，茂盛的竹林和轻木更是为制造相关的武装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从抗日战争时期的长矛民兵、到六七十年代的日本学潮运动、到八十年代光州事件，以至于现在的泰国和缅甸，我们总能看到使用这些简易武器的亚洲人。起初，这些使用长矛的人群大多缺乏训练，其作战水平与中世纪的长枪民兵相差无几，仅在体魄和长途通讯能力上略处上风。但长枪兵方阵就是长枪兵方阵，其压迫感和突击动作也就可以威慑和压迫对手后退，并以此冲垮和撕碎敌军的阵线。但随着21世纪互联网的发展与专业的“颜色革命”团队的运作，使用长枪长棍的“暴民集群”正在变得组织度越来越高，其技战术水平越来越致命。

▲光州事变中反抗全斗焕军政府独裁统治的光州市民军，之后就是光州惨案了

但武器的发展从来都不是单向的，在民间长杆冷武器被大量应用的同时，军警这类的暴力机关的长杆武器也同样在迅速发展。军警拥有稳定的武器采购军费，以及大量经过拼刺训练的专业作战人员，这使得他们在应对使用简易长武器的民众时更加得心应手。正因为此，在镇压“占领华尔街”、“占领国会”和“黄背心”运动时，我们总能见到使用钢铁或者聚合物长棍和锤子“警械”的欧美警察殴打进行和平示威的民众。

而在中国，长杆警械的发展却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一方面，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着使用技巧性长杆武器——如可刺可凿的中式卜字戟、可格挡可刺可钩的钩镰枪的传统；另一方面，中国警方也对非致命冲突中装备的杀伤力和枪械使用进行严格控制。在中国，以控制人而不杀人的防爆叉、防爆照射警棍、反飞车党钩镰枪为主的长杆非致命性警械，被广泛的装备给警察和保安部门，并在日常的处突、维稳和执法任务中大放异彩。

一些警械制造工厂甚至开始以手叉、脚叉等好长短警械和防具进行搭配，并以“安保X件套”为卖点面向军警民出售相关非致命性装备，并以此获利。像极了古代连武器铠甲带军马一起卖的阿拉伯商人。但如果以为中国警械中的长杆武器都是这种无杀伤力的“花拳绣腿”，那可就大错特错了，以组合式警棍/警刺为核心的硬杀伤式长杆警械也是存在的，这种武器继承了古代中国“长殳”的设计思路，采用钝击区和枪刺刺杀的混合杀伤模式，以便使用着针对不同的环境和情况选择合适的攻击方式。这种警棍不止在内地的执法行动中发挥稳定，在新疆和青海地区的反恐行动中亦有出彩表现，并被一度视为中国长杆警械的最佳代表。

使用长棍进行战斗的不止是警务人员，也包括军人。在珍宝岛冲突中，苏军边防人员和内务部也曾使用长达三到五米的白桦木和松木长棍，在对峙时攻击我军的边防人员。

▲珍宝岛事件时期苏方边境打击人员合影，这段影像一度被禁止放出

这一情况并不是特例，实际上在非战争状态下的边境冲突中，长杆武器一直占据着相当决定性的位置，只是不为人知罢了。在2020年的中印边境对峙冲突中，世界范围内最具代表性的中式长兵器——中原长杆刀（当然，你喜欢叫它关刀、偃月刀、眉尖刀、朴刀什么都可以）就曾出现过。

▲“敢问军爷？咱们大唐的军队是不是要回来了？”

盾牌与短兵器的完美搭档与龟甲阵：古罗马军队以短剑、盾牌和密集龟甲防御阵型而名扬天下。以首席百夫长领衔的密集而坚固的龟甲阵，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视为纪律性和稳定性的象征。自近现代工人运动出现之后，以盾牌和警棍的警务人员组成的线型封锁线，就成为了镇压相关运动的排头兵。而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至冷战结束后，为了应对漫天飞行的石块和投掷物，龟甲阵再次走上了历史舞台，并再次成为了记者与画家眼中创作的宠儿。

实际上，不止作为警用武器防具，早在炮火纷飞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很多参战国就已经开始研发和装备防弹盾牌了。毕竟，当人类面临危险的时候，还是会想要安全而坚固可以依靠的东西后方。这是动物的条件反射，也是人类的逃避本能。

但盾牌配短兵器的组合时兴起来，倒也的的确确是在20世纪末了。随着冲突和动荡成为世界的主旋律，各式各样的警用和军用盾牌也开始时兴起来，在许多高烈度的反恐处突行动中，我们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而盾牌本身的发展也可以用一波三折来形容。早期的防暴盾往往只能抵御敲击和远距离手枪弹的射击，但在实战需求下，厚达十几厘米，足以抵抗步枪弹，足有一人多高下摆甚至可以保护到小腿和脚面的重型盾牌终于还是出现了。而这无疑刷新了人类使用盾牌数千年来的防御新高度。

而为了让盾牌前方敌军的战斗力进一步下滑甚至失能，一些盾牌前部亦开始加装炫目强光灯和催泪瓦斯发射器等装置。除了重型盾牌外，维京小圆盾、半身方盾、和中式小臂盾之类的盾型也逐步复活，并逐步加装玻璃破拆器、攻击口、格挡钩和射灯等装置，随着它们的出现和功能发展，作战和执法人员的行动安全性也获得了进一步提升。

而传统的大型板状盾牌也进一步发展，为了与投掷燃烧瓶和爆炸物的暴徒对抗，大型警用方盾的造型开始由平面变为曲面，传统盾牌上用于减重和观察的圆孔也被取消，取而代之的复合材料透明整面盾或防弹玻璃观察口。这样爆炸物的冲击波更容易被卸力，而燃烧瓶里的易燃溶剂也更容易流淌到地上进而被踩灭，在反复折腾了2000多年后，人类的主力盾牌形制又回到了罗马时代，可喜可贺。

不过，就像是冷兵器时代好用的武器和战术会被交战的双方接受一样，在现代社会，随便一个钣金店也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制造弧形盾牌。2010年之后东南亚、阿拉伯和乌克兰地区的动乱之中，武装反对派们亦同样开始使用土制防暴盾制造盾墙、警戒线和龟甲阵，尽管没有警方和军方来的利索，但这些的阵型也确实对政府方的执法和驱散行动制造了相当程度的压力。

说完了盾牌，自然要说和盾牌搭配的武器，传统的警棍自然不需要多说。警棍本身就是一种古老的武器了，在古代中国，它被叫做“水火棍”，既作为衙门的威慑和执法工具，也作为执法武器。而在欧洲，这款武器也早在工业时代初期就被作为惩戒犯罪分子的手段之一，其使用方式也与旧式短剑别无二致。

而到了上世纪中晚期，和中式拐十分接近的“T棍”也开始作为执法武器进行普及。这款可攻可守使用灵活的警棍和差不多同期出现的电棍一起成为了执法力量的“新生代”。作为制式装备的迅速在世界各地普及。在执法力量不断地盾击和电棍警棍敲击冲击面前，绝大多数抗议示威都能够被轻松驱散。除了警用外，小型盾牌搭配的短棍的用法也被用于边境冲突。相传，在2018年前后的某次边境对峙中，以黄脸盆与镐巴子搭配进行武装的边防部队一度给南亚某大国的军队造成过重大杀伤。除了短兵配盾外，一些警队也采用长警棍/组合警棍搭配中小型盾牌的配置，显得非常“斯巴达”。不过这样做的警队不是多数，单手使用长杆武器的灵活性和攻击力道受限太多了，不过笔者在四川旅游时倒是在天府广场附近见过装备半臂盾和齐眉棍的特勤人员维持治安。

▲缅甸警方从抗议人士家中收集到的各式刀具和土制燃烧弹

而作为执法者的敌人，“民间武装人员”和“异见人士”对于武力的使用就没什么限制了。或者说，许多的“异见人士”是希望冲突升级与制造流血的，最下级执行者的流血反而更容易让最顶层的指挥者和鼓动者获取更多的政治资本与影响力。毕竟，出于对于自身智商和脸面的保护欲，这世界上并没有几个人愿意承认自己被人当枪使的客观事实。在缅甸、泰国乃至委内瑞拉的街头运动中，使用土制刀具和管制刀具砍杀执法人员和无辜路人的情况几乎比比皆是。

当然，即便在使用利刃的情况下，这些临时武装起来的“街头战士”也不是专业的暴力机关的对手。但当政府和人民迫于外交和贸易的压力，不得不向反对派和他们背后的西方势力妥协时，那些奋力阻挡人群冲击政府和民间设施的警队则往往会成为第一个牺牲品，他们会被剥夺工作、尊严、甚至是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在乌克兰危机后被逼下跪甚至锒铛入狱的“金雕部队”的命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楔形阵、枪刺混合方阵、鸳鸯阵和车阵的复苏：除了武器和防具外，作为古代战争的精华，战阵自然也不会缺席现代的冲突。除了前文所提及过的长枪方阵和罗马式龟甲阵外，许多古老的战阵也都在这个全新的时代发挥着全新的作用。

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楔形冲击方阵，尽管已经存在了数千年，但该阵型时至今日依旧是组织度和装备优势的一方，凭借少数兵力突破对方阵型的重要手段。在欧美地区镇压街头斗争的时候，我们总能看到全副武装的骑警们冲入密集的人群，锤打和践踏抗议示威者，尽管这一行为并不光彩，却依旧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突击手段。不过，就像是古代的具甲骑兵冲击战阵一样，骑警们被长枪兵和地形限制与被投掷物打个人仰马翻也是家常便饭。

既然已经提到了骑兵，那怎么能不提战车呢？冲突中的街道上一向是危机四伏的，：拒马、路障、街垒、甚至燃烧弹引发的火焰都会经常遍布街道，在异见人士密集的投掷物、弓弩甚至火器的攻击下，执法者清扫通道和逮捕危险份子的行动会异常艰难，在这种冷兵器时代最为糟糕的作战情况下，作为推进方的警方往往需要“机械降神”来解决问题。而这位大神，一般都是装甲车或水炮车。

就像是《诗经》中的《采薇》所描述的那样“驾彼四牡，四牡骙骙。君子所依，小人所腓。”执法人员会的跟随在装甲车辆与水炮车后方以保护自己，并在车辆突破对方的街垒和路障地区后沿突破口向两侧推进以撕开防线，就像是中国战国早期以战车和步兵的“一乘”突击和呼罗珊/波斯式的轻步重骑协同冲击一样。

不过，就像是古典时代的战争一样，这种冲击对于车辆和人员的彼此配合程度要求非常高，一旦发生脱节，其后果往往不堪设想。在委内瑞拉应对美国人扶植得瓜伊多反对派政府时，就都出现了步兵配合不到位导致防暴车和水炮车被汽油弹点燃的情况。万幸的是，委内瑞拉警方的国产装甲车在设计时就考虑到了相关的情况，并没有因而损失。相对久疏战阵的警方而言，各国的机械化陆军的车步协同训练的配合程度就要高得多了，毕竟作战和执法并不是一码事儿，师出同门的战术在不同的情况下会向完全不同的方向进化，并取得完全不同的成果，战场就是这样神奇的地方。而除了骑警与车辆的楔形方阵突击和车人协同外，步行执法队形也并不单调，以防暴钢叉队员、盾牌队员、催泪弹/震撼弹发射器队员组成的次世代西班牙枪刺大方阵，也依旧是中国警方的常见阵型之一。在应对非法占据街道的情况时，发射器队员会像是打排枪一样向人群中发射震撼弹和催泪弹，而后在对方未及扑灭催泪瓦斯时全队压上并逼退对手，以钢叉手控制对方指挥者。这套行动方案在许多训练中被多次演练。万幸的是，时至今日，这套压制阵型也没有在内地被实际应用过。

而在反恐压力更为严重的西北地区，这套阵型则发生了更为特殊的变化，为了适应当地复杂而艰巨的冲突环境，内地警方式的催泪弹抛射器被替换为更为实用的97-2系列霰弹枪，并采取橡皮弹霰弹混装的模式，在压制推进模式下，队伍会像是过去的枪刺方阵一样沿着街道推进，或沿着可能藏匿恐怖分子的农田与草原搜索。而在进入地形破碎地形时，枪刺方阵会像是戚继光的鸳鸯阵一样，分散为数个三到四人的长短混合的行动队，对整个地区进行事无巨细的清扫。笔者在莎车县警务站工作的老朋友绿小兵乌萨迈就曾多次参与相关的演练，坐上了南疆反恐行动的末班车。曾经的沙漠瀚海已经变成了城市与草原，曾经狼烟环绕的边关也已经变成了安静的农场。野蛮从未距离文明世界如此遥远，但世界却并不如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宁静，阶级矛盾、宗教对立、意识形态斗争依旧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不断进行着较量，人与人之间，肉体与肉体之间的较量永远不会过时。但就像是大禹治水一样，堵不如疏，弹压暴乱是一方面，但只有清除掉可能引发暴乱的土壤，才能够彻底终结暴乱，这与冷兵器与冷兵器战术无关，却与文明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古语道“穷山恶水出刁民。”当穷山恶水消失的时候，刁民，自然也就消失了。

突然或许正是因为这样，尽管已经经过了数千年的漫长岁月，冷兵器与冷兵器时代的战阵，却仍然陪伴在我们身边，但结局冲突的终极手段，却并不是他们。在一次一次的刀刃与组合式警棍、盾牌与长矛的碰撞之外，在脱贫攻坚一阶段行动胜利结束之时，共和国又迎来了一个没有袭击与骚乱的年头。而西方的暴乱、街头运动与袭击，却依旧有着在疫情时代结束之后死灰复燃的迹象，这就是治标与治本的区别，也是东西方文化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