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磊

如果只是如此，货币政策依然会平稳地运行一段时间，在洪武十三年之前宝钞支出整体稳定。但国家初建，外部形势非常严峻，北元势力分布在东北、蒙古高原、西北和云南地区，不时寇边。为此，需要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去应对强大的敌人。而明初，除了实物之外，国家财政中白银的收入极其有限，洪武时期每年一般在两三万两左右。按照“洪武祖制”的财政体制很难支撑起数十万军队投送千里之外的军事行动，而发行纸币的一本万利让明太祖看到了希望。从洪武十四年开始，因为明军开始对云南军事用兵，宝钞临时性支出急速增长，到洪武十六年达到240万锭。在洪武十九年至二十三年的东北战事中，宝钞的临时性支出达到1500万锭。两次战争的临时性支出相当于一亿贯，加上常规性的支出就更多了。国家的法定货币渐渐成了军用票，开始了无节制的发行，后来的永乐时期也是如此。可以说，明初的武功是建立在纸币之上的。

历史一再证明，基于国家财政需求发行的不兑现货币没有不发生通货膨胀与通货贬值的。在洪武八年的银钞比价中，是1比1，到了洪武十八年，官方规定在浙江、直隶地区官田的税粮折纳比率为“钞五贯折米一石，银每两准米二石”，这意味着在官方眼中钞的购买力相当于最初的1/10。在民间，宝钞的价值应该更低，到了永乐时期营建北京城，“每大青一斤，至万六千贯，及至进纳，又多以不中，不肯收受，往复辗转，当须二万贯钞”，可见宝钞购买力之低。这也就出现了“民间交易，唯用金银”的现象，洪武末期，在杭州城“诸郡商贾，不论货物贵贱，一以金银论价”。在接近明王朝统治核心区的徽州地区，洪武年间与永乐年间，国家管控严格，民间使用宝钞进行土地买卖比重很高。到了洪熙、宣德年间，宝钞比重迅速下降；正统之后，进行土地买卖的货币媒介主要是白银。

从明太祖的《逆臣录》中的案例也可以看出，在当时官场送礼白银占的比重很高，“名下运粮人夫并备办钞五千贯、段子五百匹、银子五千两、金子一百两，送与蓝玉”“其出银三百两，打成银碗一百只，有朱文衡等于二月初一日送至蓝府，当令火者收讫。”可见明初在当权者中白银的使用额度很高，而且没法禁止。

同时，白银的缺乏与需求的旺盛（在纸币贬值的条件下，人民追求它来保存自己财富的价值，对于白银的需要，超过商品流通对于货币的正常需要）在经济中出现了通缩。洪武九年每银1两折米1石，是1∶1的比率；洪武十八年，每银1两折米2石，是1∶2的比率；到洪武三十年（1397），每银1两折米4石，是1∶4的比率。这样，在20年间，仅从官方规定的折价而言，白银价格就增长了4倍。

可以看到，在洪武八年以后，官方与民间白银流通的平行世界中，前者是政治权力的任性，法不责己的宽容；后者是对深受国家信用缺失而受到损害的民众无奈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