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央电视台热播的《大决战》是一部史诗电视剧，往往通过大人物的纵横捭阖来展现恢弘的战争场面。我发现，在《大决战》里还出现了一些小人物，导演试图通过他们与战争的结合，传递给观众更加丰富、多元的信息。

如果有另外的亲历者，以较为冷静的态度来回忆这场大决战的点点滴滴，是不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呢？

中国当代知名作家柏杨，就曾经亲身经历过辽沈战役。

柏杨是河南辉县人，生于1920年。他的生日有两种说法，一是11月1日，二是3月7日。为什么会有两种说法呢？我们后面会提到。

柏杨是一个传奇人物，光是他的求学生涯，就充满传奇。他在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读过多所学校，但都没有拿到毕业证。因此，如果询问柏杨的学历，恐怕是“小学未毕业”。

1944年，为了求学、深造，柏杨不得不伪造学历，得以进入位于四川三台的东北大学（抗日战争爆发后，东北大学从沈阳辗转搬迁到了四川三台）读书。然而，1947年，柏杨使用假学历的事情东窗事发，他被教育部永远开除学籍。这就意味着，他这辈子都不可能拿到一纸大学文凭了。

不久，柏杨与好友一起“闯关东”，来到东北大学的故乡——沈阳。柏杨一边担任私立辽东文法学院政治系副教授，一边与友人一起创办报纸《大东日报》。

柏杨万万没有想到，第二年辽沈战役就爆发了。

其实，在辽沈战役爆发之前，东北野战军就掌控了东北地区的局势，攻占了除长春、沈阳、锦州之外的所有大城市。那时候，沈阳是东北地区最大的重工业城市，又是国军“东北剿总”司令部驻扎地，面临的战争风险最大。一旦有个风吹草动，沈阳城里的平头百姓就纷纷逃命。一如柏杨所言：“沈阳街头的人数一天比一天减少，不但高官富商纷纷逃亡，连贫苦的小市民也纷纷搭飞机远走北平。”

就在这时候，发生了一件小事。

当时，设在北平的“华北剿总”司令部为了支援沈阳“东北剿总”，雇佣民用航空公司的飞机，将大量枪支弹药和后勤物资运送到沈阳。在返程时，这些飞机的舱位全部空闲下来。沈阳有的实权单位就动起了心思，将这些空闲舱位拿出来售票，帮助高官富商逃出沈阳。可是，由于航空管制的原因，每一张机票都必须得到“东北剿总”批准。

沈阳一家报纸委婉地批评了“东北剿总”的做法，称“东北剿总”日理万机，不应该将时间和精力花费在“批准购买机票”这样的小事上。没想到，“东北剿总”大发雷霆，呵斥这家报纸发表“匪谍”的言论，意图掩护“匪谍”逃出沈阳。

这样一来，就再也没有人敢在这件事情上说三道四了。

柏杨因而发出感慨，说“这小故事隐藏着一个大的意义”。因为“东北剿总”没有任何大事可做，唯一能做的大事就是批准机票。整个辽沈战役的安排部署，以及陆海空军的联合作战计划，都轮不到“东北剿总”来负责，而是由遥远的南京决定：“甚至一个团的出击或撤退，都由他直接指挥。”柏杨断定：“‘直接指挥’应该是国军在这场大规模内战中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果不其然，9月12日辽沈战役全面爆发。一个月后的10月15日，锦州被东北野战军占领，整个东北被关上了大门，形成“关门打狗”的局势。半个月后的11月2日，东北野战军解放沈阳。而在之前的一天，即11月1日，柏杨逃出了沈阳。

这一天让柏杨永生难忘。后来，柏杨去了宝岛后，需要登记出生年月日，他想起了这一天，便登记为“1920年11月1日”。再后来，1986年3月7日，柏杨被以“匪谍”和“打击领导中心”罪名逮捕入狱判处死刑，后改为有期徒刑12年，他便以3月7日作为自己的生日。

柏杨与友人从沈阳逃出来时，特意穿上了国军的服装——他们其实并不是国军士兵。这是为什么呢？原来，东北野战军对国军实行既往不咎的宽大政策：“凡是国军，只要手中不拿武器，都可以大大方方地还乡生产。”

有意思的是，当他们乘坐马车一路南行，与东北野战军正好同路时，对方没有一个人会刁难他们。有时候，他们的马车夫还叱喝东北野战军战士:“让路，让路！”

柏杨记载道：“他们每次也都踉踉跄跄地让路。见惯了国民政府军队的凶恶，我从内心对解放军生出敬意，这岂不是古书上所说的:‘妇孺与王者之师争道！’”

柏杨还惊讶地发现，平常凶暴得不可一世的国军士兵，竟然规规矩矩地在车站买票。他们“有秩序地鱼贯排列在各个售票窗口，有的甚至排到车站外的广场上。吃惊的是，没有一个人吵闹和大声讲话，也没有一个人插队。”柏杨再次发出感叹：“好像一夕之间，都成了第一流国民。”

在战争中，没有无缘无故的胜利，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失败。通过柏杨的这些回忆，我们似乎能够找到辽沈战役胜利的答案。